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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语堂老子智慧谈译者主体性 　　摘要: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逐渐得到重视。本文对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探讨,结合林语堂的英文著作《老子的智慧》及其翻译思想,从译者的文化取向、人生哲学与审美态度等主体性角度,讨论并分析了译者是如何选择翻译文本、确立翻译文化目的并选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从而完成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传播任务的。 　　关键词: 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翻译策略林语堂《老子的智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人们将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文本转向各种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在文化转向的热潮中人们认识到,翻译不仅涉及源语及目的语文本,还牵涉到影响译者确定翻译策略的各种因素,译者的主体地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Bassnett曾指出,翻译研究在60年代后期的焦点是“对等”,70年代后期是“历史”,80年代后期是“文化”,90年代则是译者的“可见性”(translator’s visibility)。受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及目的论影响,学者们开始呼吁重新审视译者地位,对译者地位的重视首次超过原作者,译者身份由传统的“仆人”转变为“叛逆者”[1]。功能派、目的派、解构主义及后殖民主义等研究方法都渗透着译者主体性和创造性研究[2]。 　　关于译者主体性问题,国内的翻译评论家杨武能最早曾在其《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一文中指出[3]:“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文,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查明建为“译者主体性”概念作出了界定[4]: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许钧从创造性叛逆的角度,探讨了在翻译活动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译者的主体性,并区分了广义的和狭义的翻译主体概念[5]。如果将翻译看作一种带有特定社会文化目的的创造性交流活动,那么毫无疑问,译者主体性也必将包含极强的社会文化内涵,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取向、人格品格、哲学态度、审美倾向等都将影响翻译的过程和最终的作品内容和影响力。 　　 　　一、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 　　 　　翻译不仅是一种语际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和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在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之后,译者的主体地位受到重视,并更多地从历史、社会和文化角度得到研究。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无处不在。脱离了文化内涵,任何人都无法真正地观察世界和感知现实。文化对人们的社会活动有着强大的控制作用,并且不可抗拒。 　　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虽背负文化交流的责任,但作为一个社会个人,他也时刻处于目的语文化的操纵之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选定文本范围到对原文的解读,再到确定翻译策略和语言技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无不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译者受到意识形态、政治干预、文化权力、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受到制约的主体。但同时,译者也并非完全被动,他积极主动,能对文化进行反制约,即对文化进行操纵。这种文化操纵突出表现在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取向、人生态度、审美观念等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创造性及叛逆性,以及对文化的构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有意误译、缺译甚至删改等“创造性叛逆”现象,往往正是为适应目的语文化要求而进行的创造性选择,译者有时甚至还需要考虑目标读者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和期待视野,从而最终确定适合的翻译策略。而所有这些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都恰恰更加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1],[4],[6]。因此可以说,翻译的文化转向使译者主体性地位得到了有力彰显和提升,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下面就以林语堂的英文著作《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7]为例,来品味译者主体性的文化内涵的各种表现。 　　 　　二、《老子的智慧》及林语堂翻译思想 　　 　　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正是对他文化思想和翻译思想的最好评价。林语堂用英语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致力于向西方展示和介绍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东方文化,为弱势的东方文化进入强势的西方,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其成名作《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和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等原创英文作品外,林语堂还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是对中国古籍的编译或翻译,如作品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