厕所文明落差.docxVIP

让孩子在香港当街小便的大陆夫妇或许没想过，150年前，英帝国主义政府曾针对香港华人下令，禁止随地便溺。不过，当时港人并无今天的卫生习惯，“屙屎巷”遍布华人区。1881年，英国工程师奥斯瓦尔德·查德威克在对太平山等华人居住地的考察报告中写道：“在香港，通行的粪便处理方法采用中国传统的运粪桶，掏粪工用手处理粪便，没有消毒，没有除臭”。而此时，香港的欧洲人住宅区已配备了冲水厕所和下水系统。糟糕的卫生条件和拥挤的住宅，为流行病提供了土壤。1894年，太平山区域爆发黑死病，3000人因此死亡。港政府废弃了太平山的全部住宅，将华人迁入卜花公园修建新的街区，并在此处修建了香港第一个现代公共厕所和浴室。不过，当欧洲人掩鼻走过香港街头时，也许忘记了他们习以为常的卫生条件，也不过才实施几十年。19世纪前，巴黎从窗户直接泼出粪便的现象久治不绝，架在泰晤士河堤的厕所让低处行人和船只饱受“天女散花”之苦。人类最早的厕所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是个相当简单的设施：地面上的一个孔洞，通向地下放置的可移动的罐子。相对野外随地解决，这种简易设施完成了一个飞跃：将排泄物置于可操作的范围，改善了定居点的环境。更复杂的设备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克里特岛出现。克诺索斯宫殿里，米诺斯文明留下了古代的冲水坐式厕所——将木制座位修在排水渠之上，由仆人担水倒入沟渠，冲走秽物。这种设备产生了厕所思路的第二次飞跃：通过水，而不是人工，来运走排泄物。不过，这种设施在当时相当昂贵，仅仅是王室能够享用。克诺索斯时期带排水渠的坐式厕所的还原图罗马人比米诺斯的宫殿更进了一步。厕所建在剧院或者会场附近，通常座位在十个以上。与我们现在重视隐私等观念不同，罗马厕所是社交的场所，它没有隔间，不分男女，市民们在座位上相互交谈，策划活动，完事儿后用一端裹着海绵的木棍沾着一条小水渠的水清洗私处。当然，对于友好而爱好交往的罗马人民，这根木棍肯定是分享公用的。普通民众更多使用壶和罐。不过，这种水渠耗费巨大，只有公共场所和达官显要才能接通。普通民众更多使用壶和罐，然后再倒出。这与同一时期的中国城市是类似的。罗马人创新的公厕传统被北方日耳曼蛮族入侵打断。蛮族没有领会沟渠的作用，厕所再次变得粗糙。但是他们提供了关于厕所的一些新点子，英格兰约克郡的一幅画显示，海盗如厕后用一片苔藓擦拭臀部。而其后发展起来的修道院中，僧侣们选用粗布毛料。中世纪时，人们在城墙突出处搭建厕所，供公共使用，粪便从高处坠落下去，再有耙粪工在夜间运走。城内的排水沟为明沟，设计上有问题，垃圾秽物常将其堵塞，污水四溢。人们虽然没学会罗马人的供水技术，却沿袭了他们的恶习：从窗口倾倒夜壶。17世纪时，凡尔赛市长颁布了一项严肃的法令：“禁止所有人将人体排泄物及其他垃圾直接扔出窗外”。【东亚式的绿色文明】人口密集的东亚地区则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粪便被视为恢复土地肥力的重要来源，东亚地区的厕所文明是绿色环保的，从未出现过西式水冲厕所这种浪费的发明。人的粪便除了用于土地，还曾做为猪的食物。中国古代曾将厕所建在猪圈之上。这种绿色环保观念，甚至在早期的帝王那里亦有体现。汉初，皇室厕所下的粪坑依然是与猪圈连在一起的，汉景帝刘启（前188年-前141年）陪爱妃贾姬如厕时，野猪居然冲进厕所惊动御驾。而悲剧的是公元前581年，病重的晋景公姬獳如厕，不慎失足掉进粪坑，淹死后才被手下发现。到了汉末，帝王失足粪坑里的不幸就不再会出现。帝王们多用封闭的马桶，其形制和礼仪不断登峰造极，帝王权贵如厕，要更衣、焚香，旁边要有多人陪侍。马桶底下多铺设香木制成的炭灰，为除臭、无声穷尽了想象力。史料中偶尔出现的蹲坑式厕所，往往是用来描述其极尽奢华的，譬如下铺羽毛，甚至是蝴蝶翅膀。中国历史上马桶最讲究的是后蜀亡国之君孟昶（919年―965）。他的便盆是镶有七彩宝石的黄金制成，宋太祖赵匡胤缴获孟昶的战利品后，曾感概这种皇帝如何不亡国。清末，西方的冲水马桶传入中国，但最早接受它的不是皇室，而是华洋杂处的上海富商。袁世凯称帝后，对西式马桶相当不感冒，认为有气味，还是觉得中国式木桶更享受。古代中国人口较密集的城市，有专门收集粪溺的人力车或牛车，定时沿着街巷挨家挨户转一圈，接过妇人们手中桶形或盆形的木质便器后，将之转运郊外，再转卖给需要粪肥的农民。早在北宋时期，汴梁等大都市就出现了公共厕所，这种由专人管理的公共厕所，几百年后才在欧洲出现。这类公共厕所很多是收费的，为招徕顾客，有些甚至会在墙壁上张贴字画。粪肥的收入加上厕所门票，使得投资建厕所是门有利可图的生意。日本的情形与中国相似。18世纪中期，大阪已产生了粪便的产权，出租，转卖等权利。住在居民大便的所有权属于房东，小便属于租户。在工业革命前，东亚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因为粪便被收集用于施肥的缘故，虽没有下水系统，但大城市依然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