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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经济思想浅议 　　管鲍之交想必是我们对管子的一个重要印象。管子曾说过：“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乱世之中，不患千里马，而患无识马之伯乐。从古至今，世上名垂青史、千古留芳之英雄豪杰、贤能志士，与其知人善遇的领袖和朋友无不有重大关系。刘备知遇诸葛亮，也是由于徐庶对诸葛亮的深刻了解和力荐，才有了三国的鼎立和蜀国的强大。公元前708年，管仲在贫穷中度过了童年。因家贫，做过马夫、小商贩。在那一年，管仲与鲍叔牙相识，结拜为兄弟，协手经商。鲍叔牙知其怀雄才伟略，常善待之。十多年中，他们走遍了中原各国。桓公即位时，鲍叔牙设计迎回管仲、石忽来辅佐桓公，管仲和石忽原都是公子纠的臣子，石忽为实现对公子纠之义一入齐境就自刎，管仲则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二人对信义的取向不同，石忽为实现对公子纠之义而死，而管仲还未实现对齐国之义，梁启超曾说，管仲乃“齐国之公认，非公子纠之私人”。管子曾说过“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君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可见他对辅佐桓公称霸多么的自信。 　　管子出身卑贱，三仕三见逐于君，正是这种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验和屡试屡败的人生经历的磨炼，使他在重重打击后不丧其志，不堕其才。反而在摸爬滚打中深谙了时世为人之道和百折不挠的自信及出于常人的识才之器。管子的思想兼有法家儒家之精义，但却又取其长避其短。在国家行政治理上提倡顺民、爱民、民本之思想，以“国之四维”规范社会民众；以法治和教化治国安天下。《牧民》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来；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他的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实贤能者治理国家的要义。娓娓读来，感性者无不为之动容，理性者无不为之赞赏。这区区数语，在情在理，管子真不愧是春秋乱世的英才。自姜太公始封齐地之始，齐国就实行了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从太公时就“便鱼盐之利”，到“设轻重鱼盐之利”，使齐国渔盐业“通输海内”。可以说，齐国的强大并非一日之功，齐国历代的重贤治之的良好风气和重人重才的制度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顺民而治之 　　 　　管子在《牧民》中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要治国安天下，首先要有经济基础，不致百姓因动乱而流离失所、颠沛流离，为国民创造了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使百姓能安居乐业，这样人民才能有余力去经营其它活动，统治者才能在道德上要求国民。之所以为“牧民”，正是“治之安之吾民”之义。这也是牧民二字的真正意义所在，我认为这是管子思想最出色最闪光之处。对于19世纪的“实业报国”企业家们，我也总是对他们怀着一种崇敬的情结。 　　管子在《治国》中说：“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的管理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重人”，既重人才也重视百姓，他说：“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还说“府不积货，藏于民也”。要称霸众国，治国安邦，成大事之王者，其谋士和国民是第一位的。成功的统治者一定是善于生财于民，分利于民，藏富于民。并且君若“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审其技能”，应该量力而行，善用民力，不可过分苛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8226;牧民》）。“人以德使”，“德以合人”，因此得民得才是治国之本。 　　 　　二、管理四民 　　 　　管子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他认为四民杂处不利于社会安定，依业分居可使社会的分工不可逆转。国民各有专业，各司其责；“市者可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要控制商人数量，因为商业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商业发展不能以削弱其他产业为前提，更何况在当时农业为主的社会中。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划三个商人乡，使其“互不杂处”，各居其地，把商业变成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世袭产业。 　　 　　三、干预国家经济 　　 　　干预国家经济是管子的重要主张：“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是说国家要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在当时的社会，市场规模较狭小，而且统治者有双重身份，既是市场的参与者又是政策的制定者，所以控制本国市场而掌握本国的经济发展。 　　“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也”，当在自然灾害横行、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农民出现生存危机时，大量劳动力富余，国家就应让农民有事可做，有活可干，可以立身活命，此时的修筑工事证实为百姓提供劳动机会，扩大内需，在这一点上罗斯福实行的“以工代赈”和管仲的理论及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管子是中国的经济之父，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第一、二产业的管理中，管子主张“不夺农时”，“五谷宜其地”。齐国靠海滨，盐业资源丰富，“官山海”的盐铁专卖政策使齐国政府掌握了食盐的生产、运输和经营环节。当远离海滨之国食盐匮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