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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佛经翻译史上文质之争 　　摘要： 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本文通过对“文”“质”之争产生原因的阐述，对其派别和特点作了初步的探讨。分析了中国翻译史上不同时期、不同译者在翻译佛经时对直译和意译两种译法的取舍和偏好, 阐述了佛经翻译的变化和发展,并指出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灵活应用这两种方法将有助于更好地表达原作的精髓。 　　关键词： 佛经翻译史 倾向 “文”“质”之争 直译 意译 　　 　　一、引言 　　 　　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翻译高潮，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翻译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起自汉魏，盛于隋唐，续至宋元，有深远的影响，很值得挖掘与探索。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文”与“质”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成为“文”、“质”之争的内在辩题。在当时称为“质直”和“文饰”两种倾向，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直译”与“意译”。自东汉至唐宋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理论主要是就直译（质）还是意译（文）的问题展开了论战。 　　 　　二、“文”“质”之争形成的原因 　　 　　佛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盛行为佛经翻译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从而引发了理论上的“文”“质”之争。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早在公元65 年前就传入中国。统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宗教来压制劳动人民。所以佛经一经传入，便首先在统治阶级中传播开来，并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佛教徒们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经经典。这样，佛经翻译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理论上的交锋也随之兴起。因此，倘使没有大量的佛经翻译实践活动，也不会有最初理论上的“文”“质”之争了。 　　译学理论的发展、译者们自身观念逐渐宽泛及其所受影响、其掌握语言学知识的多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翻译观，从而形成了翻译主张的不同。譬如释道安自身所处时代属于佛经翻译的草创阶段，主张直译带有其必然性；当时符秦译场的主持人赵政也是采用直译法；主张意译的鸠摩罗什本人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文美意达，言精旨近；主张直译意译相结合的一代宗师玄奘处于一个佛经翻译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各方面的翻译见解比较成熟，又由于他本人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熟练而巧妙地对待原本，使译文能言文达旨。 　　 　　三、“文”“质”之争的派别 　　 　　（一）直译派（偏于质）主张翻译只要能传达经典的原意就可，至于文辞的修饰无关紧要。因此，翻译是只需“径达”，或者“案本而传”的实录。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主张直译的翻译家们有： 　　安世清（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安世高，是我国有史可证的佛经翻译第一人，也是翻译史上最早的质派译家。他通晓华语，故译文比较能传达出基本意义，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说他说理明白，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总体而言，他是偏于直译的。 　　支谶（支娄迦谶）：东汉时支谶所译经典属大乘佛教，译文比较顺畅，但为了力求保全原文的面目，往往“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可见，他也是主张文章需直译的。 　　竺法护：西晋竺法护主张存真偏质，尽可能传达出原文的真意，因此偏重于质朴，后人评价其是一种存真的质，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 　　释道安：言及直译派，晋，前秦时释道安可谓是典型人物。道安不通梵文，主张“案本而传”。在他看来，译经的目的是让人通晓用异域之语所撰经文传达的意思。如果改变了原文的面目，译文便失去了价值，因此译文必须质朴，充分传达原意，对原文不得增减，甚至在词序上也要求照搬原文。道安理论的核心是要忠实于原文,力求合乎原文原意,反对削胡适秦,饰文灭质,求巧而失旨。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对以后的翻译工作颇有影响,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五失本”中的第二条中认为将“质”译成“文”则是失本，为了保证不“失本”，在对待“巧”（实质是文）与“质”的关系上，也应该以“质”为主，足见他是主张纯粹直译的。 　　彦琮：彦琮在《证论》的开首，完整复述了道安关于“五失本，三不易”的论点，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提出了“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的原则，也是坚持忠实第一和倾向于直译的。 　　（二）相比之下，意译派（偏于文）认为在不违背经义并且能传达经旨的情况下，对文章做一些增删，有所修饰，略显文采，使文章能更好地传达，都是可以的。其代表人物有： 　　支谦：三国时期，支谦译经较多，他的文章译得“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高僧传》）。此句话道出支谦的译文是颇具文采的。道安谓“护公所出，纲领必正；虽不辨妙婉显，而宏达欣畅”。足见支谦倾向于“文”而不是“质”。 　　鸠摩罗什：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的罗什，精通梵语，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