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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与国外贸 60年60词 　　60年来,从遭遇封锁、自我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到完全市场经济,从申请复关、加入世贸组织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开放,中国外贸发展道路曲折,成就瞩目。从1949年到2009年,那些曾“风光一时”的外贸流行词汇,伴随着新中国外贸的沧桑巨变,或逐渐隐去,或逐渐沉淀,成为60年历史演进的关键坐标。 　　 　　国营外贸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中的大部分领域一样,属于“国营”范畴。 　　那时候,外贸只能由粮油、土产、畜产、机械、纺织等领域的几家国营外贸公司经营。这些公司由政府指定,任何制造型企业出口商品,必须委托这几家公司代理;任何海外机构想要进口中国商品,也必须经过它们。这些公司可谓左右逢源,既不用愁客户来源,也不用愁供货厂家。有时候,客户甚至还会主动送上门来。可以说,在计划经济的“产业链”上,它们算是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也扼住了上下游商家的“咽喉”。 　　 　　以货易货 　　 　　人类最原始的交易形态,就是大家拿着“己所不欲”的东西相互交换,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这种交易方式最大的好处是,无所谓买卖,交易双方既不用出钱,也不用追账,更不用贷款、保险甚至再保险,所以也就不会引来什么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其最大的缺陷是,无法精确衡量交易是否很“值”。但这并不重要―很多时候,值不值只是一种感觉。 　　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新中国的外贸交易中存在不少易货交易,尤其是在云南等边疆地区,这种简单高效的交易方式为边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少便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深化后,一些“只差钱”或怕赖账的企业再次拾起了这种交易方式,可见老智慧也能有新用途。 　　 　　统一定价 　　 　　统一定价就是由政府统一指定商品价格,在妇孺皆谈CPI的今天,这种做法似乎难以为人们所理解。但在计划经济年代,人们却对这种定价机制安之若素。即便是外贸领域的商品,也要采用统一定价。 　　统一定价是计划经济的一大特色,在“市场”凸现、“计划”淡出后,这一刚性机制就逐渐演变成了“政府指导价”、“价格上限”等柔性措施,以使价格“能够及时反映市场变化”。 　　 　　出口创汇 　　 　　计划经济是生产型的经济形态,贸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十分轻微。作为贸易的一部分,国际贸易的作用更为单薄,主要就是“出口创汇”。 　　用今天的眼光看,当时的国营外贸公司更像是政府机构,其使命就是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汇任务。它们没有“自负盈亏”的压力,没有“做大做强”的野心,也不需要打造“自有品牌”,功能上是“贩夫走卒”,收入上是“旱涝保收”,因此在完成创汇任务后,基本上就是凭良心做事,干多少、算多少。 　　国营外贸公司不从事生产,它们只是把企业的货物按要求发给买主,然后及时把钱收回。因此其经营风险也只有一项:要账。 　　 　　出口指标 　　 　　任务、指标,都曾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因为一切都在“计划”中。 　　建国初期,外贸出口须依计划调拨,各类出口商品的生产均须按照相关管理部门下达的生产计划组织完成。当时的外贸公司,要遵循统一政策、统一价格、统一安排客户和市场的“三统一”原则,坚持“出口第一、量出为进”的经营方针,“以销定产”,“重在扭转亏损”。 　　后来,国家逐步将进出口经营权下放到了地方,但各地仍须完成中央每年下达的出口任务。 　　 　　下滑与停滞 　　 　　1958年“大跃进”开始,在“亩产万斤”的神话笼罩之下,我国外贸一路下滑。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我国技术设备进口开始“破冰”,转向西方国家。1966年“文革”风暴袭来,次年掀起“夺权”高潮,与国外联系较多的外贸领域自然成了“破四旧”的重点。“文革”期间,一年两次的广州商品交易会受到影响;1968年,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工作被迫中断,1972年方才开始恢复;1976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外贸进出口再次出现负增长。“文革”期间,我国甚至一度停止征收关税,不少地方的海关统计工作也长时间停顿。 　　这段令人心痛的记忆,在新中国的外贸发展史上写下了沉重的一笔,直到今天,依然让人警醒。 　　 　　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 　　 　　进口替代是一种用本土产品替代进口产品,或是通过限制工业制成品进口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战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这种战略。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相反,是指一国通过各种措施,促进面向出口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以非传统的出口产品代替传统的初级产品出口,增加出口产品的多样性,推动本土工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 　　我国虽未明确提出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或出口导向战略,但实际上,1949-1978年,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偏向于进口替代战略;1979年后,偏向于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近10余年里,出口导向战略占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