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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谐理念解读宽严相济 　　金秋十月，党的十七大在北京召开。大会间隙，出席此次党代会的代表、北京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慕平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检察风云：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慕平：我感觉责任重大。党的十七大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选我为党代表，这是同志们对我的莫大信任和鞭策，是我个人的最高荣誉。我必须备加珍惜作为十七大代表的光荣身份，忠实履行代表职责，充分反映党员群众特别是政法系统干警的心声和要求。作为检察机关的代表，我期待着通过这次大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检察风云：我们从媒体上看到，首都检察机关在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您如何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它对于促进和谐社会建构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慕平：回顾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促进和谐社会的积极意义。新中国的基本刑事政策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至“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演进历程。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它丰富和发展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内容，是我们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回应。 　　刑事政策与刑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看，刑事政策是在批判刑法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二，刑事政策研究范围远远大于刑法的研究范围，它是在多学科交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学科；第三，刑事政策学与犯罪学的研究推动着刑法学的发展；第四，刑法学与刑事政策学之间具有不容忽视的隔阂。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很复杂，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分工。 　　刑事一体化背景下的现代刑事政策所关注的焦点已不限于刑事实体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刑事追诉和审判中的分权制约和法律监督问题，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问题等等，业已成为当代中国刑事政策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广义的刑事政策包括刑事追诉和审判程序方面的政策和行刑政策。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刑事政策，都是一个对立统一的体系：它既是对犯罪实施社会控制的方略，同时又是“控制社会控制”的方略。刑事政策不仅仅以有效地预防或控制犯罪为目标，同时以预防或控制犯罪的方式方法的合理性、正当性为目标。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首要的是要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我个人的理解是：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以济严，严以济宽，宽严有度，宽严审时。当宽则宽是指对于一些轻微犯罪如初犯、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对于那些严重犯罪，应当严厉打击、绝不姑息。但是，对于严重的犯罪如果具有从宽情节，还是应适当从宽，这是宽以济严。严以济宽，罪是较轻的，但有从重情节如属于累犯，也应予以从严。宽严有度，宽不是宽大无边，严也不是随意的。宽严审时指宽与严都不能离开一定的形势，宽与严都必须根据不同的形势来具体对待。 　　检察风云：检察机关在行使审查批准或决定逮捕权方面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慕平：如何正确行使审查批准或决定逮捕权，是检察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侦查监督环节能否得以贯彻实施的关键所在。 　　在宽严相济政策指导下，审查逮捕权的运行主要分为：对于有组织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应当适用“严”的刑事政策，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从严从快逮捕，以起到震慑犯罪、警示社会的作用，达到预防犯罪和稳定社会的目的；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的犯罪，应当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不适用逮捕强制措施，同时避免嫌疑人特别是初犯、偶犯等在监禁环境下的“交叉感染”。在逮捕的适用过程中，既要体现“雷霆万钧”，又要体现“春风化雨”；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会效果。 　　在当前形势下，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亟待建立、健全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相关机制，如，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审查逮捕工作机制、有条件逮捕工作机制等。 　　检察风云：在审查起诉的活动中如何“宽严相济”政策？ 　　慕平：“宽严相济”具体到审查起诉的活动中，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重点打击严重犯罪，例如黑社会组织犯罪、“双抢”犯罪(即抢夺与抢劫)，对待此类案件要坚决起诉，并请求法庭从重处理；另一方面要对轻罪案件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即总体上从轻处置轻罪。当然，这也需要从制度上对合理行使不起诉裁量权进一步完善，如，从立法上，规范不起诉制度，扩大不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从监督制约机制上，取消“公诉转自诉”的规定，建立不起诉公开审查制度；从管理体制上，简化不起诉裁量权内部运行程序，制定科学、合理的案件质量考核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恢复性司法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念方面有诸多契合之处。恢复性司法较全面地照顾到了当事各方，有利于建设和平社区；简化犯罪的处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