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南越列传与汉书南粤传篇目比较.docVIP

史记南越列传与汉书南粤传篇目比较 　　摘 要： 本文将《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的“南粤传”篇目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治史方法上的异同。虽然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在民族观上态度迥异，但两人的治史都是沿着实证、考证、详实记载的路线发展。司马迁是史学实证的开山鼻祖，而班固则在撰写《汉书》过程中对司马迁的史学实证精神有了一定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词： 《史记》“南越列传” 《汉书》“南粤传” 著史方法 异同 　　 　　史家通过史著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两人在各自著作《史记》和《汉书》中都或多或少阐述了一些民族问题，并从中表达自己的民族观。如《史记》的“大宛列传”、“西南夷传”，《汉书》中的“西域列传”、“司马相如传”等篇目。虽然两人在民族观上态度迥异，但作为中国古代著名史家，两人在撰史方法上基本上是沿着继承和发展的路径。本文旨在以《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为比较对象，考察这两位史家在著史方法上的异同。 　　班固作史，基本上都是沿着司马迁的著史路径。虽然为儒家大民族偏见所障蔽，但作为一个严谨求实的史家，在具体史实的叙述过程中仍能摆脱价值判断对史实记载的干扰，而是沿着司马迁的史实实证方向搜考核定史料。班固的《汉书》对司马迁的《史记》改动的地方颇多，既有增人增事，又有增传，还有删减错漏之处，等等。具体到《南越列传》，班固并没有过多地增加南粤朝于汉武帝时期再次归并汉朝疆土之后的历史史实，只是在《史记》原来的基础上，个别增减订改个别文字和措辞。除此之外，《汉书》增加了《史记》中所没有提到的内容，从而使史实记载更为丰富生动，也删减了一些内容。从司马迁的《南越列传》和班固《西南两粤朝鲜列传》中的“南粤传”部分的比较，可以看出班固治史是沿着司马迁的严谨求实的史学实证精神不断发展。班固的删减增订使史实记载更为准备，更符合文法、逻辑。但在个别地方应该有所商榷。下面将一一分析。 　　一、《汉书》增改《史记》中的个别字词，使史实记载更具逻辑性。 　　《史记》记载：“发兵攻长沙，败数县而去焉。”①《汉书》增一“边”字，改为“长沙边”。《汉书》中载：“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焉。”② 　　根据史书记载，南越国境和长沙接壤。所以当南越国犯长沙时，按照两者之间的地理关系，应该是南越国兵犯长沙边。班固加一“边”字，使人更加清楚理解南粤国和长沙之间的地理位置关系。 　　《史记》中载南越吕嘉叛乱，武帝派兵南下协助剿灭吕嘉叛党时，“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对于这段记载其中的“乃下赦曰”，在《史记笺证》里面是这样解释的。郭崇焘曰：“方发兵讨南越，不得言‘赦’，‘赦’乃‘诏’之讹也。”泷川曰：“枫、三本‘赦’作‘诏’。”按：“下赦”亦非不可通，中央王朝当讨伐某一地区的“叛乱”时，往往发布大赦令，以彻底孤立“作乱”的首罪分子。如景帝讨伐七国之乱，皆有出兵前颁布赦令事，此处因文中未言大赦，故疑“赦”应作“诏”。郭氏谓“方发兵讨南越，不得言赦”者，非也。《汉书》于此作“乃赦天下”。③由此可见，《汉书》将《史记》中的“乃下赦”改为“乃赦天下”是避免后人非议的明举。 　　当南越国新一代君主赵兴继承王位之时，其母王太后曾跟霸陵人安国少季私通。“国人多不附”。……“太后恐乱起，亦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④ 　　而在《汉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太后恐乱起，亦倚汉威，劝王及幸臣求内属。”⑤我认为班固在这里的改动不如司马迁撰写的符合事情逻辑。《史记》篇是太后害怕自己跟安国少季私通的事情东窗事发，国人又“多不附”，因此只得借助汉朝天威。因此太后多次劝赵兴和南越国中的大臣归汉。班固在这里将其改动为王太后劝赵兴和自己的宠臣归附汉朝。假设王太后在南越国朝中有一定的势力，她的身边有一批所谓的“谋臣”，实即“宠幸之臣”，他们的某些观点有可能跟太后发生抵触，比如在归附汉朝的问题上，所以王太后努力说服他们，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除了赵兴、王太后的幸臣，还有朝中其他的大臣。为什么没有提到他们是怎么“处置”的？因此，这里更有可能的是班固改错了，将“群”字改为“幸”字。看来，还是不作改动之前更加解释得通。 　　以下是汉朝协助南越国减灭丞相吕嘉叛乱中的一部分记载。《史记》载：“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⑥《汉书》则载：“……，道远后期……”⑦说伏波将军一行是因为道路险阻并且路途遥远，所以才会延误了跟楼船将军会合的时机。我认为班固在这里的改动更符合事情逻辑。首先，若按照《史记》中载，“道远会期后”，那么“道远”和“会期后”中间应当有一停顿。因为道路遥远和两军会合似乎没有任何承接关系。反之，班固在此则认为道路遥远，所以两军会合才会延误了期限。班固作此改动，使得文意变得通畅。 　　在写到南越王赵佗退位，其孙继位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