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仕之门既开 副本.pdfVIP

而已，入仕之门既开，则经书自然抛之惟恐不远。韩愈论当时风气云:“夫 今之人，务利而遗道，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己。得一名，获一位， 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 益昏，死而逐之。”①科举本以招贤任能为目的，而以利禄相引诱，结果所 得多禄蠢之辈，贪鄙之人，这是科举制度自身所带来的悲剧，也是科举时 代整个中国士阶层无法摆脱的尴尬境遇。 第三节 科举制度下唐宋士阶层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动 、从 “尚贵胃”到 “尚冠盖”:士庶差别的消失与婚姻观念的变动 婚与宦是中国古代士人生活中的两件大事，两者互相关联，共同主宰 着士人的命运。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入仕与婚姻皆讲求门第，因此，在 这两个问题上，士庶悬隔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官在选 拔官员时，分别高下，确定尊卑，惟以门阀官资为凭，而不问贤愚，从而 造成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士庶悬隔、如同天壤的局面。世族 为久居高品，防止其品为寒门所夺，遂自矜高贵，压抑寒门。其中一个重 要手段就是严禁士庶通婚。士族若不幸与庶族通婚，则会被认为是耻辱; 而在庶族方面，则以偕偶世族为荣，即使世家坐罪没官之妇女，寒门也感 到十分难得。这就是当时盛行的门第婚。 通婚惟重门第，是六朝时代的风尚。到了隋唐之世，随着科举制度的 推行，价值观念即由 “尚贵宵”逐渐转为 “尚冠冕”，婚姻观念与家庭关 系亦随之而发生变化。郑樵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 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 “自五季以来，取士 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②反映的正是由隋唐经五代到两宋整个社会婚 宦观念的变化。在此期间，科举制度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在科 举制度的推动下，士族与庶族的关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在科场 《韩吕黎全集 ·外集》卷二 上《考功崔虞部书》。 通《志》卷二五 《氏族略 ·序》 206 和官场中相互接近，乃至界限模糊，逐渐走向合流。但是，这种变化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至少在唐初，门阀世族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很高。 武德元年，高祖尝对内史令窦威说:“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 登此职。令我已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无乃不可乎?”窦威说: “臣家昔在汉朝，再为外戚:至于后魏，三处外家。陛下龙兴，复出皇后。” 高祖笑曰:“比见关东人与崔、卢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亦贵 乎!”①此处君臣二人所夸耀的正是两家非比寻常的家世及联姻关系。《旧 唐书》卷六一 《窦威传》载:窦氏自高祖朝至玄宗朝，“再为外戚，一品 三人，三品己上三十余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 为比。”当时，在士族面前，庶族有强烈的自卑感。前引 文《献通考》卷 三五 选《举八 ·吏道》载:有一次，唐太宗在朝堂上追问起张元素的出身， 张元素时虽官居三品而因自己出身 “寒微”，感到很窘迫、耻辱，以至于 “出阁，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其臣，乃能尽 其力。元素虽寒微，陛下重其材耀至三品，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 昔之恩，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仗节死义乎?”上曰:“联亦悔之。”可 见，门第观念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 痕，以至于当太宗问及张元素的出身时，竟让他如此尴尬。而实际上，从 出身角度来讲，李唐皇族亦非出身高门，难免遭到山东世族的鄙视。所以， 当高士廉等如实将山东高门崔民干列为第一等时，唐太宗非常气愤，认为 山东世族 “世代衰微，全无冠盖”，“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并言明:“我 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②以今朝冠冕为崇重，当然是皇族第一， 后族次之。重修之后的 《氏族志》，把山东崔民干由第一等降为第三等。 这是以政府行为，强行排定社会秩序，以达到打击、压制士族的目的。高 宗武后时诏修 姓《氏录》，“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⑧如此一来，则庶 族出身，官入五品者皆升入士流，并得到国家的承认，士庶界限进一步模 糊。这种以官品定门第的做法，实现了由魏晋重门第，向隋唐兼重官品门 第的历史性转变。 《唐国史补》卷 仁云: 唐《会要》卷三六 《氏族》 唐《会要》卷三六 《氏族》， 《新唐书》卷二二二上 《李义府传》。 伊镇每求甲族以嫁子，李长荣则求时名以嫁子，皆自署为判官， 奏曰:“巨不敢学交质阁上 ”德宗从之。 可见，“甲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