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教育发展的平民化.docVIP

试论宋代教育发展的“平民化”作者： HYPERLINK /ShowAuthor.asp?ChannelID=1AuthorName=周宝荣 \o 周宝荣 周宝荣????　　摘 要 　　宋代的图书出版空前繁荣，各级官府均致力于雕版印书，民间出版活动也十分活跃。在中央诸部门中，以国子监的出版活动最为主要。宋代的国子监，不仅是教育机构，同时也是国家出版机构。拥有雄厚财力的公使库是最大的地方出版机构。宋代地方上的学校，也雕印了不少书籍。在民间出版方面，书坊、家塾、书院、寺院及宗教社团等均参与其中。坊刻代表了图书出版商业化运作的大方向，家刻则多为精品，书院刻书又别具特色。　　关键词 宋代；图书出版；官刻；坊刻；家刻；书院刻　　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宋代教育既有直接的历史承续，又有显著的时代特色。宋代的兴学运动在教育史上书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其历史性意义不仅在于教育整体规模的空前扩大，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教育“平民化”的新时代。 在宋代，“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1]，是许多像苏序（973-1047）那种三世不显、终生未仕者的风雅写照。　　一、入学门槛的降低，取士不问家世　　宋代各类学校“广开来学之路”[2]，扩大招生范围，与唐代相比，入学门槛降低很多。唐代的国子学、太学、弘文馆、崇文馆只招收三品或五品以上公卿士族的子弟；四门学一部分招收勋官三品以上、文武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另一部分招收“庶人之俊异者”[3]。在宋代，由于门阀士族制度的进一步衰落，中央官学中规格最高的国子学的入学资格已降到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不少低级官僚的子弟以及寒素子弟也进入国子监听读，甚至“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亦听附学充贡”[4]。这说明宋代的国子学已丧失了唐代那种贵胄子弟学校的性质。宋代的太学也放宽到招收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弟和“庶人之俊秀者”。 至于地方上的官办学校，其招生范围也比唐代广泛得多。在宋代现实生活中，如“工商杂类”甚至连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其子孙都可以进入州、县学校读书。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黄州一位屠户的儿子“易业为儒”[5]。宋徽宗时，饶州余干县帽匠之子吴任钧，补入饶州州学，被升贡入京，并且以贡士起家，后来官做到提举江西常平。[6]南宋时，州、县学的招生范围进一步扩大，不分士庶，“濒海裔夷之邦，执耒垂髫之子”均可入学“抱籍缀辞”。[7]　　由于宋代 “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8]“取士不问家世”，[9]“显人魁士，皆出寒俊”。[10]宋王朝的法律一般禁止工商业者本人应举做官，但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可参加科举考试[11]，并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这跟西汉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官”已经不同。北宋时，曹州商人于令仪的子侄多人考中进士。[12]庐州茶商侯某“家产甚富赡”，其子进士及第，后授真州幕职。[13]南宋时建安人叶德孚买田贩茶，后获得“乡荐”，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娶宗室女，授将仕郎。[14]饶州鄱阳士人黄安道应举累试不中，改行成为“贾客”，后又预乡荐，参加礼部试，终于登第。[15]根据朱瑞熙先生对宝祐四年（1256）《登科录》中记载的601名中榜进士的统计分析[16]显示：这些进士中，除少数情况不明和宗室以外，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其中县坊出身者不到20人；祖或父一代做官的有113人，祖、父两代做官的有2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有8人，这三部分进士合计为144人。此外，还有宗室73人。在这些人中，祖、父两代都不曾做官的有33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23人，祖和父两代做官的有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有14人。这就是说，在601名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184人。这一情况说明：在科举登第者中，世代做官的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 　　二、在科举取士中抑制权贵，彰显公道 　　对上层官僚子弟科举入仕作适当限制是宋代科举制度的突出特点。宋代科举制度主要在于从各个方面严防权要培植私人势力和世袭固定官职，使魏晋以来的士族门阀制度不再可能死灰复燃。开宝元年(968）三月，翰林学士承旨陶榖的儿子陶邴中了进士第六名，宋太祖怀疑：“闻榖不能训子，邴安得登第？”于是下诏：“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17]从这一年考试起，凡官僚子弟被录取的，皇帝都要派大臣在中书省进行复试，合格以后才算登第。景祐五年（1038）御试进士的时候，仁宗就因为时议的缘故，密诏陈博古、韩氏四子及两家门下士范镇、宋静的考卷不得参加。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令“两省、台谏、侍从有服亲省试合格者，令礼部具名以闻，命后省覆试”[18]。殿试制度确立后，皇帝在确定殿试名次时，还往往把及第的大臣的子弟排在平民子弟之后，以示奖拔寒俊之意。于是，有些权要重臣的后代边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