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传统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docVIP

土家族传统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流土家族和汉族文化交流的特征（一）土家族在文化交流中，物质文化的相对落后促使物质文化的交流趋前，土家族精神文化的相对成熟与稳定决定了精神文化的交流相对滞后。鄂西土家族人民从中原汉族文化中吸取和借鉴的首先是其物质文化，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技艺和经营方式等。鄂西土家族根据本民族的自身发展状况和实际生存环境吸收中原汉族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以迅速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制度下，通过朝贡和回赐的交流形式使先进的物质文化大量传入鄂西山区。明代以后，大量山外移民进山，充当了传播先进物质文化的使者。但在改土归流前，由于长期的土酋豪强的家族统治，形成自身相对独立的宗法制度和道德观念，精神形态的文化在鄂西汉、土家族文化交流中则长期居次要地位。相反，明初汉民大规模移住鄂西山区，年深日久之后，也基本上被封闭在山中，难以与外界频繁沟通，他们接受了鄂西当地风习的影响，在精神文化方面形成一种土家化的趋向，自身由文化交流中传播先进文化的使者转变为文化交流中土家族精神文化的接受对象。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的程度不同，表现为物质文化的交流在鄂西山区涉及到鄂西社会各个阶层，而精神文化交流行为则主要局限于土家族上层分子；精神文化交流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土家上层，物质文化的交流成果遍及鄂西山区的土家民众，尤其是农业生产技术、技艺和经营方式传入的速度快，效益好。精神形态的文化是构成一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正是因为汉、土家族文化交流中精神文化交流相对滞后，鄂西古老的土家族在经历了长期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后至今仍能被清晰地辨识出来。（二）政府的行政行为构成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文化交流的流向主要表现为鄂西土家族人民对先进汉族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如唐宋贡赐制度和明代卫所屯田制的实施、明中期对土兵的征调以及改土归流后的教育发展等，在鄂西汉、土家族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事件多出自政府的行政行为。鄂西土家族人民对先进汉族文化的学习和借鉴，始终是土家汉族文化交流的主流。从物质文化方面看，明朝以前，鄂西地区汉、土家族文化交流主要通过贡赐制度来实现。贡赐制度下的汉、土家族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鄂西土酋通过获得朝廷回赐而将先进的物质文明带入鄂西山区。明朝以后，鄂西地区的汉、土家族文化交流则主要是通过朝廷派遣大量人员进山来实现的。明朝在鄂西设立施州卫和大田千户所，派遣一大批来自汉族发达地区的职业军人携家带口进入鄂西山区，他们带进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技艺和经营方式，成为鄂西山区的永久性居民。从制度文化方面看，唐宋时期羁縻州制度下的鄂西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王国”，既无朝廷派驻的官员，也无向中央交纳赋税的义务。甚至在鄂西土酋主动请求征收赋税时，朝廷还以“ 荒服不征”为由加以婉拒。实施土司制度以前，中原制度文化并未正式输入鄂西山区。元、 明时期在鄂西实施的土司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原制度文化在南方民族地区因地而治的　产物，各级土官、土司系列从制度的角度看，本质上是汉族地区地方行政、军事系列的延续，中央政府也将各类不同的土官纳入九品十八级的封赠之中。因此，土司制度的实施实际上标志着鄂西土家族人民对中原制度文化的吸纳。改土归流使中原制度文化全方位地为土家族地区所接受。在精神文化方面，以文学为例，鄂西地区“土家文人文学”，实际上是少数难能可贵的土家族上层分子倾慕学习汉族精神文化的产物，他们的诗作除歌咏鄂西山水、人物和事件外，其形式、风格无一不是学习和摹拟汉族文学的结晶。土家文人文学史是一部土家族积极学习汉族文学的历史。（三）形成古代鄂西地区汉、土家族文化交流特征的原因。首先，鄂西地区地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具有大致相同的经济基础，这使得鄂西地区汉、土家族文化交流呈现出和平交流的主旋律。鄂西地区的地域文化虽具有一定的采集、狩猎地域性特点，但就其社会经济基础看，愈到后来愈与中原文化呈现出大体上的一致性，即都是以农业经济作为建设文明的基点，形成一种以农为本的文化形态。因此，中原农耕文明在这里显示出极强的整合力，和平交往的交流方式就成为鄂西汉、土家族文化交流的主旋律。其次，鄂西地处内地的偏僻大山区，全境山峦起伏，交通闭塞，必然使鄂西山区和外界交往十分困难。这种地理环境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人民凭借个人财力和物力无法征服恶劣的自然条件，只有政府出自某种政治上的考虑而凭借国家的力量建立起同鄂西山区之间的联系。恶劣的交通条件使鄂西土家族特别是广大的下层人民极难与外界沟通和交流，作为精神形态的文化交流必然呈现出较低的水准。第三，从经济结构和资源结构上看，鄂西与中原内地之间不具有太大的经济上的依赖性，导致双方民间交往特别是民间商业往来较为贫乏。“蛮地饶粟而常乏盐”的资源结构决定了鄂西人民企望从山外得到生活必需品食盐，所谓“蛮无他求，所欲唯盐耳”，而双方的经济结构都是农业为主，鄂西人民用来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