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威胁论历史和现实分析.docVIP

19世纪美国已渲染中国威胁 最近梁文道老师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题为“做稳定大国，让国际社会放心”的精彩文章。 的确，这几年来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之势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卸下“沉默是金”的应对方式，开始主动的回击西方的“中国威胁论”，通过展示自身存在的巨大问题（诸如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社会分化、政府权威的弱化等）企图引起西方社会的同情与理解，进而化解对中国威胁的疑虑；同时，中国政府再接再厉，接连向外界抛出“和平崛起论”、“和谐世界论”，只可惜由于包装过于简陋，解释过于官腔（redtape），这些论调在西方强大的质问之下不断折旧，自我解体。 因此，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呢？是回归“集体沉默”的历史老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抑或是重新宣传中国安稳的国情——尧天舜日，海晏河清？ 在梁老师看来：“我们应做的就是继续开放的姿态，敞开肚皮给人家看……除了让他人得到足够而且正确的国情讯息，更重要的就是‘稳定’了。所谓‘稳定’，指的不只是社会和政府管治能力的稳定，更是一切行为模式的稳定……可是行为模式的稳定还包括了更深更广的层面，我们应该让人了解中国的‘既定政策’是真真正正的‘既定’，一切皆有规则可循。大至最高执政当局的权力交接，小至商贸往来的制度环境，没有飘忽可疑的人治阴影，只有清楚可见的规律遵从；没有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所带来的无所适从，只有明晰的权责分配与系统的决策程序。这一切本是多年来大家对中国内政的基本要求，但在中国变得如此巨大如此有影响力的今天，它甚至也成了让国际社会安稳的条件了。” 然而，是不是中国真正做到了稳定大国，国际社会（西方社会）就能因此而放心呢？“中国威胁论”是否因此就偃旗息鼓呢？ 在我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就算中国做了稳定大国，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依旧不放心；再进一步，如果中国真正的走向西方概念中的自由民主，中国依旧不能让西方社会放心。 在我看来，当代版的中国威胁论固然有它产生的具体环境与形势，但是如果我们将这种中国威胁论纳入到大历史的格局中去，与100年前的历史进行对接，将“黄祸论”与“中国威胁论”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或许更能理解今之“中国威胁论”之本质与意图，也更能消除我们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如果历史倒退一百年，今天的中国人一定会觉得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是如此的相似，虽然中国已经陷入外强中干，大厦将倾的危机存亡时刻，然而让我们意外的是，一种古老的“黄祸论”叫嚣却充斥在大半个美欧大陆上。 1877年，美国参众两院公布了一份题为《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正式宣告了美国排华的浪潮。 当时的背景是，起初美国为开发其西部地区引进了大批华工，不可否认，美国社会一开始普遍接受华工的到来。然而，随着华工如汹涌的潮水般流入美国进而抢占他们的就业机会时，美国社会开始排华并愈演愈烈（与认为今天的“中国制造”侵占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一样引发了美国人的历史恐惧心理）。 美国的政客为了抚顺舆情，也不得不做出一系列“合法的”举动。这份报告将美国人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中国人、日本人、马来人却是劣等民族，按照今天的看法，其充斥着赤裸裸的种族中心主义与种族的傲慢与偏见； 报告同时警告道，200年以后，他们就“将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猖獗为害于农夫的天地一样”进入美国，改变美国人种，使美国整个国家退化。 虽然这份报告还没有使用黄祸这个词，但集中表达了各种歧视东方人的观点（首当其冲是中国人），也使得这份报告成为后续“黄祸论”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来源。 与“华工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观点相似，1873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出版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其在书中大书特书来自“东方的危险”。他把正在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之害的中国，说成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其污蔑中国人野蛮、好战、耸人听闻的夸大大批中国人即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还将越过乌拉尔山，直抵伏尔加河（这个耸人听闻的说辞却是今天俄罗斯版“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源于俄罗斯广袤的领土与稀少的人口之现实矛盾）。 巴枯宁宣传东方威胁论的目的很简单，无非“师出有名”——鼓吹沙皇要把全部武装派往西伯利亚和中亚，着手征服东方。 历史上正式发明“黄祸论”的当属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与俄国皇帝尼古拉二世在通信中大肆宣扬“黄祸论”，编造中国等亚洲黄种人联合进攻欧洲的危险。然而，当时中国的情况路人皆知——似乎只会读书写字，刺绣描花，但却手无缚鸡之力。 威廉二世还请画家克纳科弗斯绘制一张“黄祸图”，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该画描绘佛祖释氏与中国孔夫子驾着黄云从东方而来，上天派天使米迦勒召集欧洲猎枪的守护神，要他们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入侵，以保卫十字架。 从此之后，“黄祸论”在西方广为传播，谎言重复10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