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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玺文字研究述略 肖 毅 一 研究古玺文字，不能不提“玺”字。关于“玺”字的本义，有不同的看法。如《说文》：“璽，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爾声。璽，籀文从玉。”又《尔雅?释名》：“璽，徙也。封物使转徙而不可发也。”我们知道《说文》所言，不过是秦以后的史实，《尔雅》也只是说出了玺印的某种职能。《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故民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圆则圆。”马国权受此启发，认为玺字作“尒”，上端是玺的钮或柄的侧面之形，下边是按捺之后呈现出来的纹样，其后或从土，或从金，则是说明玺本身的质料。①此说已经为多数学者接受。 一般认为，古玺是指秦以前的玺印，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太大的争议，而古玺的上限，即古玺起源于何时，历来却争议颇大，近些年来新考古材料的发现促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现在有较多学者认同三方商玺的可靠性。② 目前传世的古玺大多是战国时期的遗物，它是当时政治关系的凭证、经济交往的信物以及祈祥厌胜的佩饰，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文字以及古代艺术有着很高的参考价值。古玺文字内容丰富，诸如人名、地名、官名、成语等，为研究古代官制、地理沿革、先秦姓氏等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古玺文字不但可以证史，而且能够补佚。古玺文字是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资料，战国文字上承春秋金文，下启秦汉篆隶，是汉字形体演变的重要时期，而古玺文字则为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变化规律（诸如简化、繁化、异化、同化等）提供了大量实证。由于各系古玺文字地域性较强，一方面可通过研究古玺文字的地域差异来认识各系文字，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对各系文字的认识来确定古玺的系别。此外，古玺文字和古玺形制的互证为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志。 古玺文字的研究可以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清至20世纪70年代末，第二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主要包括著录、考释、文字形体研究、语辞研究、分域研究、综合研究等方面。下面对这两个阶段古玺文字研究作简要的叙述,由于近些年来古玺文字研究的发展较快,成果也多,因此本文重点在第二个阶段。为打字排印的便利，文中有些字形作了特殊处理。 二 第一阶段突出的成果是古玺文字时代的确定以及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著录。 古玺印的著录虽早在宋代，但直至晚清人们才明确古玺的时代。乾隆时，程瑶田《看篆楼印谱》序中提及“私玺”，道光时，徐同柏为张廷济编《清仪阁古印偶存》，举出“古文印”类，至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才正式标出“古玺”类，并分出“古玺官印”、“古朱文印”，列在秦印、汉印前，这可以说是古玺研究的开端。 陈介祺曾提及“朱文铜玺似六国文字，玉印似六国书法，近两周者”（见《簠斋尺牍》）。但正如罗福颐所言：“清末，学者对战国古玺文字之时代多慎重，只称之为古玺，陈簠斋亦作游移之辞，说似六国文字。”③而王国维则首先肯定古玺文字是六国文字，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王国维根据罗福颐《古玺文字征》稿本中的一些古玺文字与《正始石经》古文、《说文解字》古文以及出土战国文字大量相合的例子，认定古玺文字为六国文字。王国维还相当重视古玺文字，认为“然则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者，正今日研究六国文字之唯一材料，尤为重要，实与甲骨、彝器同”④。 收录玺印的印谱，已有久远的历史。《旧唐书》载有韦述的“玺谱之类”，《新唐书?艺文志》中录有纪僧夏《玉玺谱》等。宋代也有专收玺印的书，如杨克一《集古印格》等，更有官修《宣和印谱》。此外，宋代其他一些金石著录中也著录了一些古玺印，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元代以降，谱录渐多。较早的印谱，多已不传，现存可信的，以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顾从德《集古印谱》为最早。此后印谱数量大增，尤其到了清代，除数量外，在质量上也有很大的提高，这与乾嘉考据之风以及文人篆刻的普及密切相关。到晚清，开始出现收录古玺的专书，如吴大澂《千玺斋古玺选》。有些印谱如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虽然兼收汉以下印，但其中收有许多古玺，是研究古玺不可或缺的材料。这一阶段多注重玺印上的文字，而忽视玺印的形制，因此只录印拓者多，兼录钮制和质地者少。 清末，一些古文字著录开始收录古玺文字。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正编所收的1400余字中，古玺文字就有570多个，代表了当时研究古玺文字的水平。其后，1925年丁佛言《说文古籀补补》、1935年强运开《说文古籀三补》等都收录了大量的古玺文字。第一部收录古玺文字的专书，是1930年罗福颐编纂的《古玺文字征》，共收录可识的古玺文字计629字，附录约650个，是对此前半个世纪以来古玺文字研究成果的总结，这标志着学者们已把古玺文字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 关于古玺的文辞，最先识出战国官玺的是王懿荣。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其为高庆龄作《齐鲁古印攈序》中称：“玺之具官名者是出周秦之际，如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