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度绘画中日本因素.docVIP

任伯年绘画中的日本因素 徐习文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南京 210096） 摘要：晚清时期，上海是世界性的大都市，也是中日文化尤其是书画艺术界交流的中心。任伯年在胡公寿、张熊等人的帮助下，进入了上海艺术圈，也与日本文化艺术界发生了关联。他不仅继承传统、吸收西方油画技法，而且也从日本民间漆器和浮世绘中寻找创新艺术的灵感，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成为海上画派的巨擘，任伯年绘画中的题材、色彩、构图等图式语汇有日本漆器和浮世绘的因素，这对于文化交流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任伯年 绘画艺术 日本因素 中日文化交流 任伯年（1840-1896）继承和创新了中国传统艺术，是晚清海上画派的巨擘。学术界对任伯年继承和创新中国民间艺术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认为任伯年是“民间艺术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近代绘画的巨匠”。本文从中日文化交流的视角，论述任伯年也从日本民间艺术，如漆器装饰、浮世绘中寻找创作灵感，从而在其绘画的题材、构图和色彩等方面窥见日本因素。 任伯年与日本绘画发生关联的因素 任伯年与日本绘画何以发生关联，也就是说任伯年与绘画交流的中介是什么，这可以从当时上海的文化背景，以及任伯年与日本艺术界之间的联系来说明。 首先，19世纪末期的上海，中日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日本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书法、绘画等美术品，而是日本的漆器折子扇、陶瓷、刀、太阳伞等手工艺品在中国普遍受到欢迎；中国则卖给日本，笔、墨、纸、砚、书籍、药物、等。中国到日本谋生卖书画的艺术家越来越多，1866年以后日本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市场逐渐活跃，但与日本收藏中国书画相比，中国更倾向于日本的手工艺品，如1862年，上海道台吴喣收到日本送的手工艺礼物，称赞其工巧。明治维新后，不仅中日之间的贸易活跃，而且到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越来越多，从1865年的1人到1885年的1000人，到1903年已与英国人相当，1910年5714人已是上海居住人数最多的外国人。日本人带来了不同的风俗文化，东洋茶馆、东洋戏法，已成为上海一道不同的景观，甚至点石斋画报还对日本的日妓歌舞、日人送葬等风俗进行报道。日本手工艺如漆器、折扇上绘的物象百态、法书名画也传播到上海：“螺填器本出倭国，物象百态，颇极工巧，非士若人所售者。国家百二十余年，奇器、异物、珍卉、怪石、法书、名画、悉归于上，四方梯航，殆无虚日。大则宠以爵禄，其次赐赉，亦称是。”可见，日本的奇技本身就附着日本的书画艺术。明治之后，日本备受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关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日本能够吸收西方的优点进行改革，是中国学习的对象；二是日本的强大是中国的威胁；三是以明治维新带来社会的混乱，来反观中国，主要是关心国家的命运。普通大众也关注日本的各方面，检视1870-1880的申报，发现很多关于日本的报道，如地震灾害、日本男女同浴风俗的评论、日本传闻、皇帝晚宴、日本穿西人服装等等。这是当时上海的文化背景，而且随着机械复制影响下的媒体、书籍的传播，也是中日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的外在因素。1872年申报发行，旋即从西方购买了石印技术，石印较原来的木板印刷具有快速、清晰的效果。申报馆开始石印各种绘画、书籍，大规模地复制使原来一些想购买艺术家作品而无法得到的读者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作品的复印件，《点石斋画报》的大量发行，以及西方的景象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从报刊、新闻、印刷品中看到世界各种图景，《点石斋画报》中一些画家描绘日本的图景，像吴友如的《申江胜景图》，以及日本的图画，如浮世绘木刻印品也会带到上海，陈文述（1771-1843）1827年就看到日本浮世绘：日本国画多印本，所谓东洋画也，笔画多用重色，渲染深浅其法，类于西洋，余舅查公乐园，自长崎岛归，曾以一帧见贻。说明在上海艺术圈，任伯年有机会看到这些图画。这是任伯年能够接触到日本文化，包括绘画的外在条件。 其次，1868年任伯年来到上海，他为与其交往的人画像，其中有胡公寿、张熊、任熊、陈允生、吴鞠潭、周闲等，这些人或多或少地与日本书画界有关联。1868年，任伯年的《横云山民行乞图》描绘了胡公寿卖书画行乞，实际上是对其文人身份的确认，也是给胡公寿的画像。任伯年来沪得到胡公寿的提携，初到沪上，胡公寿安排他在古香室笺扇店画画，不久声誉鹊起，胡公寿的工作室名为“奇鹤轩”，任伯年则把工作室则为“倚鹤轩”，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1871年任伯年《焦林避暑图》为张熊70岁生日作画，任伯年初到上海时，没有声誉便同张熊学习文学经典，对任伯年的绘画声誉也起了推动作用。胡公寿、张熊是当时上海书画界的领袖，胡、张二人的书画在日本卖得很贵，“横云山民擅三绝，一缣倭国价连城”，说的就是胡公寿，而且张、胡二人画谱的复制品1881年在日本发行，日人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