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双储蓄不足的瓶颈.docVIP

冲破“双储蓄不足”的瓶颈 　　正是中国金融体系空前绝后的“爆炸式”发展，为中国储蓄率的提高奠定了可靠的体制和机制基础 　　如同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曾经是储蓄短绌的国度。1958年的“大跃进”和1977年的“洋跃进”所以给国民经济造成灾难性破坏，就是因为“跃进”所需的国内投资远远超出了国内储蓄可以支撑的水平。 　　因此，有效地动员储蓄，借以支撑高水平的投资，启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确保日益增长的适龄人口就业，就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质言之，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展开且相辅相成的话，那么，这些因素的“风云际会”，则显然以储蓄率的提高为必要条件和基础;而储蓄率的提高，则归因于我国金融体系在改革之初的“爆炸式”扩张，归因于我们引入了对居民、企业和各级政府的正向激励机制。 改革激发储蓄意愿 　　动员储蓄的第一要义，就是激发各类经济主体从事储蓄的意愿。这一目标，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主要通过推进渐进式分权改革和大力发展金融体系实现;1993年之后，则全面蕴含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之中。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本质，就是在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中由“集权”走向“分权”。这种资源配置权力的分散化（“分权”），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政府向企业和居民户分权。这是一种“经济性分权”，它代表了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转向分散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旨在赋予广大微观经济主体明确的产权，激发其储蓄、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第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权，这是一种各级政府间的“行政性分权”，它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对事权和支出责任的重新配置，旨在大规模激发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中??的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改革采取的都是渐进、而非“大爆炸”的步调。这不仅表现在对改革目标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而且还表现在改革的措施也是分步安排，并尽可能沿着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径来实施的。现在已经可以确认，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时普遍存在的希望从计划经济一步“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幼稚想法相比，渐进式的分权改革无疑是务实、稳健和成功的。分权的过程向微观经济当事人赋予了产权，为其开展经济活动创造了激励相容的框架，从而刺激了储蓄投资的动力，使之焕发了经济的活力;而渐进的方法则让包括决策者在内的所有经济当事人都能够有一个对新事物不断探索、试错、总结和逐步熟悉的过程，而新机制也就在这种渐进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起来。 　　在近40年的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1994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一方面是因为，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终于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明确目标，因而此后的改革举措与此前存在着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则指的是，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具基础性的一对关系――储蓄和投资――在此前后存在着方向性的区别。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明确之后，中国改革的重点有所移转：1994年之前重点讲“放权让利”而不注重改变产权制度，只关注“给好处”而不强调建立微观经济当事人激励约束机制的简单做法逐渐得到纠正，企业改革开始强调明晰产权、完善治理结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财政体制也开始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分税制”改革。从那时开始，不仅企业逐渐成为自我决策的市场主体，而且通过“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地方政府也获得了很大的经济管理权力――后来被国内外学者称做中国经济发展又一“密钥”的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主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政府间竞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改革的不断深入，无疑从制度层面推动了我国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 　　首先，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投资主体从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向多元化主体转变。投资主体的转变，意味着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发挥作用。这不仅大大激发了广大微观经济主体的储蓄积极性，而且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上升，提高了投资的效率。因而可以说，企业的“企业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支撑我国高储蓄和高投资，进而支撑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本制度因素。 　　进一步看，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得就业人口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减少乃至消失。这一变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在需求侧，这些改革使得需求向市场转移，必然要求居民预先增加储蓄，以便储备支付能力。此外，市场化改革还造成人们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上升，因而额外地增加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在供给侧，供给主体的转变和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极大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投资。制造业投资激增自不待言，住宅、养老、医疗、教育等长期被屏蔽在政府投资清单之外的广大“民生”领域，也开始吸引越来越大的投资，进而，当基础设施进入我们的视野之后，中国的投资更是进入了长期高增长时期。 金融“大爆炸” 　　与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