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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伙伴关系高等职业教育市场化推动下校企合作机制创新模式 　　摘 要 高职教育市场化内涵与高等教育市场化基本一致，但其行动表现却具有特殊性，即以“校企合作、协同育人”为核心。当前校企合作机制仍面临中央集权式管理倾向、利益相关主体参与积极性低两大困境。这些内外部动因催化了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创新进程，而公私伙伴关系成为探索革新校企合作机制的积极尝试。观念转变，坚持有效性、效率、公平和受益人、可持续发展原则，形成“识别定位、协调管理、评估反馈、变革转型”的跨界机制成为引入公私伙伴关系推动校企合作机制创新的三大策略。 　　关键词 公私伙伴关系；高等职业教育；市场化；校企合作；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22-0008-07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政府改革精神，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来激活职业教育办学活力为着力点深入探讨可以发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公私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PPP）成为探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市场化推动下校企合作机制创新的一条新思路，其能极大调动社会参与积极性，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实现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与教学服务质量的提升。尽管在教育领域践行PPP引来了不少争议，反对者认为，PPP将会导致教育私有化，降低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控制力等，而且作为确定利益相关者的教师和其他雇员认为，公私合作伙伴会威胁其工作稳定性，进而做出反抗[1]。然而，职业教育领域的PPP极具活力、灵活性与吸引力，它能带来一些明显的效益，即成本效益，克服对集中化和刚性政府官僚机构过度依赖地方需求的应对，以及对行业引导的持续知识创新刺激下的工作实践变革的适应[2]。另外，国际良好实践证明，PPP的引入并不会使人力资本的渴望和学校教育的长期社会公平价值观对立，是一种对既不违背公平与效率价值又不否定有偿回报的社会治理措施的尝试[3]。随着以校企合作为核心的高等职业教育市场化实践的推进，引入PPP不失为校企合作机制革新的第三条道路。本文将沿着高等职业教育市场化内涵及其行动表现的探索，寻求我国高职引入PPP的必然性与创新机制框架。 　　一、高等职业教育市场化内涵及其行动表现 　　高等职业教育市场化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变革的趋势之一，也是提升我国高职质量的必经过程。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高等教育市场化是指引入市场机制，使高等教育具有市场性[4]。其表现主要包括：解除管制、消除垄断和私有化（民营化）[5]。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全球化影响下宏观层面政府监督下放宽高等教育服务市场准入，通过市场竞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教育质量，中观层面政府下放开高等院校财务、人事、课程等决策权，以及微观层面高等院校的市场化运营。但是，市场化并不是把教育一味推向市场，而是避免“单一财政视角”教育改革的局限[6]。显然，作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市场化内涵与高等教育市场化内涵基本一致，但其行动表现既有延续性又有类型特殊性。作为与普通高等院校不同类型的高等职业院校，有着与行业企业、劳动力市场相对复杂又密切的联系，以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为培养目标以及“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同种产品差异化小的市场结构”等特点[7]。因此，全球化影响下高等职业教育市场化行动表现为： 　　（一）协同行业企业实现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其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是提升高职院校办学水平、提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8]。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数量与规模上迅猛发展，探索高职教育如何走出去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且已有的关于高等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政策规定（如2002年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以及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推动与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教育输出”相关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阶段”实践探索经验等已经为高职教育走出去奠定了一定基础[9]。 　　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进下，我国协同企业“走出去”的高等职业教育重新焕发出跨境办学、境外校企合作办学的活力，为企业与高等职业教育共同“走出去”提供了典型实践示范与模式探索。截至2016年12月底，已有十余所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在境外合作办学，为当地和我国海外企业培养急需的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例如，基于多年援外培训实践与经验，2016年10月，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浙江天时国际有限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