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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的转型和 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赵 人 伟 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之中。与此相适应，我国对社会保障体制（或称体系，下同）的改革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迈出了较大的步伐。 在以往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西方发达的福利国家也遇到了福利制度 的危机和困境，从而掀起了改革或转型的浪潮。 应该说，福利国家的转型同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是两件有很大差别的事情。但是，无可否认，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某些相似或共同之处。因此，人家的改革或转型的经验，对我们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当我们对彼此的实践进行机理分析的时候，更可以从中找到共同点。例如，人家是“富大锅饭”吃不下去；我们是“穷大锅饭”吃不下去。换言之，都是原有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才造成非改不可或非转型不可的局面。因此，诸如怎样打破大锅饭之类的经验是可以共享的（关于两者的异同，随后将辟专节讨论，不在此赘述）。 对于福利国家，学术文献中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本报告所说的福利国家，主要是指西方发达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些福利国家，又有各种各样的模式分类。 本报告并不具体研究发达的福利国家的各种模式，而是从总体上涉及福利国家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是率先宣布第一个建成的福利国家。随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法，争相以福利国家自诩。其中瑞典以其福利最广泛和最优厚闻名于世，获得了“福利国家橱窗”的称号。可见，从总结福利国家转型经验的角度来看，瑞典具有特殊的意义。瑞典的福利制度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属于一个极端的事例。可以这么说，改革或转型是要从极端转向适度。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从一个极端的和特征鲜明的事例中可以比从一般的事例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因此，本报告在研究福利国家的转型时将较多地涉及瑞典的事例。 （一）福利国家的转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福利国家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欧和北欧洲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关于福利国家，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表述或定义。我们认为，如下的表述不失为较好的一种，即“所谓福利国家，是指那些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在分配领域为主的某些领域，减缓市场机制的作用力度，矫正市场机制优胜劣汰的缺陷，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国家”。 这些福利国家具有以下特点：（1）强调福利的普遍性和人道主义、人权观念，受益对象为社会全体成员。（2）福利开支基本上由企业和政府负担，个人不缴费或低标准缴费。（3）福利保障项目齐全，包扩“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福利保障，保障的标准也比较高。（4）保障的目的是维持社会成员一定标准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消除贫困。 如上所述，瑞典是福利国家的橱窗。以瑞典为例，福利国家的成就可以作如下简单的概括，即：五高、一低、一无。所谓五高，就是高均等、高税收、高福利、高调节和高开放；所谓一低，就是低失业；所谓一无，就是无贫困。就以其中的高均等来说，瑞典福利国家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瑞典的基尼系数从二十世纪60年代的0.28下降到80年代初的0.2。在80年代，按十等分组，瑞典家庭可支配收入最高组和最低组之比为2比1；而同期美国的这一比率为6比1。当时，美国的人均实际收入比瑞典高28%，但最低组的瑞典人的收入则要比最低组的美国人的收入高出63%。换言之，瑞典的穷人比美国的穷人有更高的收入。 然而，福利国家在经历了一个不很长的繁荣以后就陷入了危机，从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就掀起了改革或转型的浪潮。国内外许多文献对福利国家的转型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述。下面，我们将综合前人的成果，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和自身的研究，着重探讨三个问题：第一，究竟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成因的根本性质是什么？第二，福利国家转型的进展和困难是什么？第三，福利国家的转型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有什么异同？从两者的比较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其成因——性质分析 许多经济学文献在论述福利国家的转型时总要把这一转型同1973年的石油危机联系起来。诚然，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困难确实是福利国家从其黄金时期转向改革和调整的一个转折点。不过，石油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困难仅仅是引发福利国家转型的一个导火线，而不是根本原因。要真正从福利国家的危机中汲取教训，必须从这种福利制度或社会保障制度的机制设计中去找原因。道理很简单，即使没有当年的石油危机，福利国家的危机迟早是要发生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制度性失败（systems failures）”或 “制度性危机”。 这种制度性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 （1）过度慷慨的福利制度安排造成福利的增长超过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实力无法继续承担其福利开支。 在西欧和北欧的福利国家，福利的增长或扩张在1960—1975年间达到了顶峰。在这一期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