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和首批留学生赴美.docVIP

丁日昌与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8月11日，中国首批留学生———30名分别为12－14岁的儿童，由容闳等率领，从上海乘船渡洋赴美。其后3年中，中国又先后派出3批学生留美。这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件大事，而容闳则更称之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中，特开新纪元”（1）的大事。　　但是，在谈及这件大事时，现时很多人只记住了容闳，记住了曾国藩、李鸿章，却很少有人知道丁日昌。不久前，《环球时报》文章《清政府曾派120幼童赴美留学》（2）近3千字，只字不及丁日昌在此过程的作用，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没有丁日昌的理解、支持和促成，容闳的“留学教育计划”不可能得到曾国藩的采纳，更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丁日昌正是因其促成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的历史功绩而得到了留学生的崇拜，并因其为曾国藩之外第二个促成此事的重要人物而得到了容闳的敬重。　　一、丁日昌与容闳　　丁日昌（1823－1882），字禹生，又作雨生，号持静，广东潮州丰顺汤坑人，以廪贡生治乡团。咸丰四年（1854），参与镇压潮州三合会吴忠恕起义，解潮州府城之围。咸丰七年，选授琼州府学训导。咸丰九年，录功叙知县，补江西万安知县，善折狱。咸丰十年调摄庐陵县事。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李秀成部攻下吉安，丁日昌与知府弃城，2天后，收复吉安，终以失土落职，流落上海、苏州等处。九月，驰九江谒曾国藩，为曾延人幕府，并因此而结识李鸿章，终生得李鸿章器重，积勋至苏淞太道、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福建巡抚兼督船政，例摄台湾提督、学政。光绪三年，丁日昌以疾乞假回籍，居揭阳养病。光绪五年，钦赏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节制沿海七省水师，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以老病力辞。光绪八年病逝，终年60岁。《清史稿》有传。丁日昌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实干家，曾国藩、李鸿章的得力助手，这已为洋务运动史研究者所公认，包括国外学者。如美国福尔索姆《朋友·客人·同事》（3）一书就称，李鸿章幕府中的一些重要谋士有冯桂芬、郭嵩焘、张树声、刘秉璋、丁寿昌、朱其昂、郑观应、盛宣怀、马建忠、罗逢禄、伍廷芳、周馥、吴汝伦、容闳、丁日昌、唐绍仪等，还有袁世凯。尽管，因为左的思想的影响，过去对丁日昌的历史定位有过偏颇的倾向，现在这些都已经基本上得到改正了，但如果现在在留学生赴美问题上不给丁日昌以应有肯定，那也是不应该的。　　容闳（1828－1922），字纯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辞海》（4）对他是这样介绍的：“少时入澳门马礼逊学堂，后入美国籍。1855年（咸丰五年）回国。曾为上海宝顺洋行采购丝茶，后到太平天国天京（今南京）向洪仁玕提出新政建议，但拒绝留太平天国工作。1863年（同治二年）受曾国藩委派，为筹建江南制造局，赴美国购买机器。1867年，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政府建议：组织合资汽船公司，选派留学生、开采矿山、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等。此后历任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使。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曾介绍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因清政府指名通缉，前往香港。两年后移居美国。著有《西学东渐记》等。”　　容闳因曾国藩奏准为五品候补同知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为译员”，“此时任上海道者为丁日昌，与予交颇投契”，“予亦借丁之力，旋得加衔而带花翎”（5）。这是丁、容交契的开始。同治四年（1865），丁日昌升任两淮盐运使，容闳随丁日昌到了扬州。六个月间，容闳为丁日昌译出哥尔顿《地文学》一书。从筹建江南制造局至此二年多的交往，容闳对丁日昌的评价是“丁为一具有进步倾向之人，且勇于实行一切改革之措施”（旧误译为“丁为人有血性，好任事，凡所措施，皆勇往不缩”）（6）。而在容闳心目中留学生之事是“曾、丁二公所创之事业”（7），丁日昌是继曾国藩之后第二个他最为看重的朋友。他说：　　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当日政界中重要人物，而与余志同道合者，又有老友丁日昌。（8）　　 “志同道合”的“老友”，这就是丁日昌与容闳两人的关系。　　二、丁日昌促成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　　同治六年（1867）底，丁日昌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容闳即赶至苏州谒见，并向丁日昌提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留学教育计划”。　　据容闳回忆，当他在苏州公署向丁日昌“语以所谓教育计划，丁大赞许，且甚注意此事”，因此，两人商定一个具体草案后，丁日昌命容闳“速具详细说帖，彼当上之文相国（文祥），请其代奏”。丁日昌对“教育计划”的重视和支持，使容闳“惊喜交集”，于是“亟亟返沪”，将此计划“撰为条陈四则”寄呈丁日昌，“由丁抚转寄北京”。四则要目如下：　　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　　二、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