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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案例 案例1：昭君和亲 翦伯赞先生评论王昭君“她就象征地代表了一个王朝、一个帝国、一个民族，并且承担了这个王朝、帝国、民族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汉元帝时，昭君出使塞外，与呼韩邪单于和亲。汉元帝为此而改元“竟宁”，呼韩邪单于称昭君为“宁胡阏氏”。从此结束了汉匈之间长期的对立状态，促成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奠定了北方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矛盾既已缓和，民族关系亦有所改善。“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解放后，在包头附近汉墓中发现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字样的瓦当残片，反映了当时汉匈两族人民对和亲的赞美和长久和好的愿望。 案例2：江统《徙戎论》 两晋时，讲究门第，重视礼法，汉族统治阶级的民族偏见更为增强。江统的《徙戎论》就是代表。出身世族的江统在《徙戎论》中认为：戎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江统对边疆戎狄表现处极大的民族歧视和偏见，他主张“徙戎”，即把内徙的氐人、羌人赶回边疆去。“徙戎”主张只能加深民族矛盾，增加民族隔阂，但也未能阻止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南下迁徙、融合的历史潮流。 案例3：西藏民主改革 旧西藏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这种制度是西藏民族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但是，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大问题。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规定：“关于西藏的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要求改革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坚持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经过长期的工作和耐心等待，团结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逐步影响、发动群众，准备条件，力求用和平赎买的办法，稳妥地实行民主改革。 为了争取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多数赞成改革，中央驻西藏代表和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开展对上层人士的工作，组织他们学习十七条协议，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经过社会改革，西藏民族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实现发展和繁荣。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向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宣传中央在民主改革中“只许改好，不许改坏”的精神，指出：改革的结果，将使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都能逐渐提高。在民主改革中和改革后，国家将采取适当的方式，保证贵族和喇嘛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致降低。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指出：“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但是，上层反动集团无视中央的教育、期望和农奴的强烈要求，采用各种手段反对改革，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 1958年，窜进拉萨地区的川、滇、青、甘藏族地区及昌都地区叛乱分子的各派头目，同哲蚌、噶丹、色拉三大寺及臧军代表密谋，签订了“同盟书”，提出“西藏独立，反对改革”等口号。 1958年7月，中央重申改革的决心和方针：“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这个决定和方针的实现，不单方面决定于中央的志愿，而更重要的决定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努力，希望西藏地方政府能够认真地担负起他们应当担负的责任。”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协助配合下，迅速平息了叛乱。鉴于西藏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适时提出，结合平叛斗争，进行民主改革。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充分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封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完成民主改革。 西藏农村民主改革的具体步骤和方法是：对封建农奴主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采取分步骤解决的办法。首先，对叛乱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接着进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实行减租减息。根据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通过的《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实施方案》，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的地租实行“二八”减租，1958年前的欠租一律免交，对未叛领主及其代理人在1958年以前放给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旧债一律废除。1959年9月，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上，制订和通过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