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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制度、劳动激励与合法性资源* ——围绕城镇职工消费生活与劳动动机的制度安排及转型逻辑 王 宁 提要：本文运用政府文献分析法，对 5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末消费制度的转型 及其逻辑进行了宏观分析。本文认为，在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消费并不仅仅是个 人层面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结果。而国家对消费的 制度安排，同劳动激励的方式和状况密切相关。消费制度与劳动激励关系的变化， 又同国家的合法性资源有着内在的联系。从国家所拥有的合法性资源的消长变化 趋势，不难辨认出国家在居民消费生活和劳动激励上的制度安排的逻辑轨迹。 关键词：消费；劳动激励；合法性；理性化；制度转型。 一、问题的缘起 消费制度转型是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组成部分。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著述中，虽有 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结合消费来探讨社会转型（Davis ，2000，2005；Walder ，1986；陈昕， 2003；郑红娥，2006），却鲜有论著专门分析消费制度及转型规律问题。虽然不少经济学家 探讨了中国消费制度的变迁（杨圣明，1989；林毅夫等，2002；李通屏，2005；房爱卿等， 2006），其视角却局限于经济学，忽略了消费制度变迁与非经济变量，尤其是社会结构、意 识形态、合法性资源等社会学变量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就是从社会学角度出发，对中国城镇 自 50 年代初至 90 年代末消费制度转型及其规律进行鸟瞰式的宏观分析。 所谓制度，根据诺斯的定义，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 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成文法、普通法、规章）、非正式规 则（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以及两者的执行特征组成（诺斯，2004：10）。 倪志伟也指出，制度是支配社会关系的一套相互关联的规则和规范，由正式和非正式的社 会约束构成，这些约束形塑行动者的选择系列（choice2set）（Nee ，1998：8）。本文将 沿用这一新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不过，本文只分析正式消费制度，不涉及非正式制度。 在本文中，消费制度指的是国家通过消费政策或行政命令与法规而对国民的私人消费和集体 消费所做出的正式安排，这种安排构成了居民消费选择系列的约束。换言之，在实际生活中 生效的国家消费政策构成正式消费制度。 毋庸置疑，中国城镇的消费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关这一变化，经 济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例如，林毅夫等人对中国在 20世纪 50 年代采取抑制消费的宏 观政策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认为这种抑制消费的政策是出于在资源高度稀缺的国情下国家为 了实行赶超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降低劳动成本而采取的措施（林毅夫等，2002）。杨 圣明探讨了中国消费体制的演变，认为中国在 30 多年的经济建设中，形成了消费三步曲： 抑制消费、补足消费和刺激消费（杨圣明，1989）。李通屏从经济学角度对中国从 1949 年以 来的消费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了抑制消费的制度安排， 而从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则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李通屏，2005）。 房爱卿、范剑平、朱小良等人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消费需求和消费政策的变化。他们把国 家的消费政策分为四个不同阶段：第一，抑制消费政策阶段（1949-1978 年）；第二，补偿 消费政策阶段（1979-1988 年）；第三，适度消费政策阶段（1989-1997 年）；第四，鼓励消 费政策阶段（1998-2004年）（房爱卿等，2006）。郑功成等学者则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变 迁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评估（郑功成等，2002），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很大一部分属于集体消 费制度。 这些论著描述和分析了中国消费政策与消费制度演变的过程、阶段和趋势，但是，由于 仅仅局限于从各种经济学变量（或因素）来解释消费政策与制度的变化，故而未能超越经济 学的视野。从学术分工的角度看，这样的学术取向是无可厚非的，但单一的学科视角毕竟是 有局限的。事实上，消费政策与制度的变迁不但涉及经济学的变量，而且也涉及各种非经济 学变量，包括政治的、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