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作战和联合特混舰队二战最有力一手.docVIP

　　登陆作战和联合特混舰队：二战最有力的一手 　　自从人类开始上船下海，在航行中总是要牵涉到外方陆地登岸的问题，而在陆上的人们又往往企图阻止船上人员登岸，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传统的对抗形势就形成了，船上人员进行登岸的战斗，而岸上的人进地反登陆战斗，对于守在岸上的人来说，进行这种战斗没什么异常之处，但对于登陆者，战斗就比较特殊。有关的水手就要从船上活动过渡到生疏的陆上战斗，就是很棘手的问题。但多半情况是水手留在船上，作为船上乘客的士兵就要承担登岸的任务，并要求其登上岸后立稳脚跟。从乘客转变为战斗员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转变时期，使得登陆作战－也称为两栖作战，变得既复杂又危险。为避免危险，把麻烦减少到最低程度，规定操纵船只，运载士兵（或者也就是其他水手）上岸，是水手的责任，为了使士兵上岸后迅速方便地到达滩头，登陆还应选择在岸上人员抵抗较微弱之处。所以很显然，作战若要成功，船只操纵人员和参战人员之间需有相当的计划和协同。 　　纵观历史上无数登陆作战，成功的固然很多，但失败的也不在少数。水手负责船只操纵和运载士兵上岸，士兵上岸后负责战斗。这两种人员之间在计划和阶段，除少数情况外往往意见不一致。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水手、士兵之间观点不同，在进行复杂的登陆作战中，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水手们要保证船只不搁浅，希望不要在无准备情况下被突然出现的敌方舰队卷入海战，士兵则希望不湿衣服就能上岸，希望在全部上岸摆开阵势之前不要遇见敌人。这种希望也是不奇怪的，但对立的愿望很少能够完全得到调和。所以，很自然，士兵和水手只要可能总是回避两栖作战或登陆作战。历史上，20世纪之前这是通常的情况，只有少数重要例外：如希腊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他们在爱琴海上和在岩石重垒的海岬之中几乎感到同样舒适而习惯。北欧海盗又以他们善于在海上、陆地以及海陆之间的滩头上作战而自豪。 　　到17世纪末，士兵和水手之间的区别自然也常常转化，有时甚至已经消除。例如在军官和高级船员之间尤其指挥官都是军人。那时大多数海军将领往往是原来的陆军将领。但火器改良完善之后，出现了海上作战的帆船，海战陆战就各自向专门化发展而区别越来越大。随着17世纪后期英国著名军舰海上将军布莱克和蒙克号的出现，后甲板上、马背上－即海上、陆上指挥官相等的时代就此结束。 　　往后250年，海、陆军事专业进一步分分并趋专业化，当需要进行登陆作战时，协同更加困难。也有例外：如1759年沃尔夫将军和桑德斯海军上将在魁北克等。尽管在协同过程中有些摩擦和误会，甚至常常提出临时动议，但英国陆、海军司令官们在上述两次战斗中，至少是努力合作的，他们真正共同计划，共同努力作战。 　　上述例子说明，大不列颠帝国的海上利益和殖民利益，迫使皇家海军和陆军在两栖作战中进行协同。这种被迫协同的因素多于自觉的因素。19世纪，英国作战中胜败参半。1814年打算占领华盛顿的登陆作战，以及后来1815年新和奥尔良之战都失败了。 　　在该世纪，美国也吸取了一些教训。美国早期最能干的两栖登陆战家是温菲尔德·斯科特，由于他的1813年安大略湖乔治堡之战和1847年墨西哥湾维拉克鲁斯之战获胜而名声卓著。（第一次作战是和海军准将奥利夫·哈泽德·佩里合作，第二次作战是和他的弟弟马修·加尔布雷思·佩里合作，这是很有意思的巧合）。美国内战中，在北卡罗莱娜的开普菲尔河口的菲什尔堡是北军发动数次两栖作战的战场。1864年12月，在愚昧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指挥下，打过一仗失败了。一月之后，特里将军和波特海军上将协同之下，共同计划，共同指挥作战，获得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两次登陆战失利，这表明英国和美国需要维持和发展海上力量。登陆战原则应与当代武器技术的发展充分地保持同步。1914年11月在坦噶，德国将军保罗·冯·莱特欧·沃尔贝克打退了英国登陆部队。这是他连续四年在东非所获一连串胜利中的首次胜利。然而那是1915年4月和8月，在加利波利的失败才使英国最清楚地暴露了陆、海军之间的差距。 　　英国的经验，事实上导致当局认为面对现代精锐陆军，两栖登陆战不可能获胜。防者凭借野战工事掩护，处于有利地位，使用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现代武器进行射击，这对于蹒跚上岸、处于开阔滩头上的进攻者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其他军事分析家对于加利波利的结局又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了解他们争论的性质及其结果，理应回顾一下过去。 　　1915年2月，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进攻流产，这是个预先警告。土耳其在德国奥托·利蒙·冯·桑德斯指挥下，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集结部队，并在可能登陆地区建筑了工事。1915年3月底，一支规模巨大的协约国舰队，集合在靠近海峡出口的希腊群岛上，防御者也迅速作好了应战准备。 　　出乎意料，由于英军措置失当，土耳其嬴得了更多的战备时间。当英国司令伊恩·汉密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