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密201705强制医疗解除中的若干问题-杭州人民检察院.DOCVIP

PAGE \* MERGEFORMAT1 解除强制医疗中的若干问题探析 ——基于安康医院模式和检察监督的双重视角 杭州市检察院 余才忠 张 鹏余才忠， 余才忠，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监所处副处长,杭州市法学会专家人才库成员；张 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监所处检察官。本文获2016年度全国检察机关执检（监所）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四编第四章，规定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但对强制医疗机构（即执行主体）的范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目前强制医疗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安康医院模式，二是普通医院（含综合性医院和精神病专科医院）模式。所谓安康医院模式，就是由安康医院（隶属于公安机关的事业单位）负责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基于强制医疗监管和治疗的双重属性，相比于普通医院模式，安康医院在监管条件还是队伍素质等很多方面，均有明显的优势。 一、强制医疗解除的法律价值及立法依据 （一）“解除”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在强制医疗执行中，不仅意味着强制医疗程序的终结，也宣告了被强制医疗对象的人身自由得以恢复。“解除”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人作出解除强制医疗决定的过程；广义的强制医疗解除内涵更加丰富，包括：启动解除（申请）、解除决定和解除实施（包括交付后续对接）。 （二）强制医疗解除的法律价值 1. 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强制医疗虽不属于刑罚范畴，但亦具有强制性剥夺他人自由的特点。作为一种刑事处分措施，如果病犯病情好转甚至痊愈、已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以后，仍对其继续医疗，显然有违公平正义与刑事立法的初衷。参照刑罚变更执行的行为模式，体现刑事法律谦抑与救济，是国际普遍做法。 2.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也是强制医疗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石。对精神健康的关注程度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精神病人的刑事处遇也体现着国家的刑事法治水平。出于保护的目的，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其不负刑事责任，同时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这是保障精神病人权的具体体现，也是强制医疗合法性的依据。其重点在于治疗疾病，而非强制性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自由。 3.司法节俭的应有之义。依法及时解除强制医疗，可以有效预防“过度治疗”，节约司法成本。由于长期投入与建设不足，目前各地安康医院的收容与治疗任务十分繁重。以H市安康医院为例，目前在院400人左右，呈超负荷运转的状态。部分病人虽符合解除条件，但由于强制医疗对象大多系老弱病残或社会贫困群体，家属不愿承担就医和监护责任，面临“有家难回”的困境。有的严重暴力犯罪人员（如杀人），即使符合出院条件，法院也出于“社会安全防卫”的考量，不敢作出解除决定，加剧了强制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 （三）强制医疗解除及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 1.新刑诉法首次明确将强制医疗程序纳入刑事司法范围，其中第288条对强制医疗解除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即：“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 2.加强对强制医疗解除中的法律监督，是刑事执行检察的重要内容，也是检察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进一步细化了刑事诉讼相关法律条文，明确将解除作为强制医疗执行检察的重要环节，并对监督范围作了具体规定。2016年5月，高检院执检厅《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解除强制医疗检察的内容。该《办法》增加前置条件，即解除对象必须是“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对监督对象作了调整，主要针对强制医疗执行机构，包括“是否依法及时提出解除意见”和“解除强制医疗的活动是否合法”两个环节等程序合法性的监督。 二、强制医疗解除中的主要问题 除了立法规定不明确以外，实践中，启动主体单一、评估鉴定难和后续对接难，导致强制医疗解除难。 （一）启动环节 1.实际申请主体过于单一。根据刑讼法第288条规定，有权提出解除申请的的主体有三类：（1）强制医疗机构；（2）被强制医疗的人；（3）其近亲属。经验表明，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人是否具备解除条件最具话语权，但由于解除后续对接没有着落，为避免执法风险,强制医疗机构很少主动提出解除意见。以H市安康医院为例，2013—2015年共解除强制医疗22人次，由强制医疗机构提起的为0人次。事实上，法律虽然赋予了被强制医疗人员有解除的自我申请权，但鉴于其无刑事责任能力，故而申请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2.首次提请时间及间隔未明。人民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强制医疗机构、被强制医疗人员及其近亲属何时才能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申请，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由于精神病的治疗一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