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时代使然 使人们习惯给儒家泼脏水摘要.doc

　　干春松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新书《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于今年出版。 　　百年中国，传统的中国文化起起落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自始至终的问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思想者们反复地追问和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儒家文化乃至传统文化，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现代化的建构之中？ 　　传统的儒家义理，究竟能否为现代价值提供资源，或者说，在建构一个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国家时，传统的文化思想、义理价值，究竟应该如何对待？ 　　北京大学教授干春松，从古今之变的标志性人物康有为开始，重新发现一百年来中国的思想者们对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性的思考，他的新书《康有为与儒学的“新世”》、《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略》引起学界很大的反响，被许多学者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著作。 　　更加丰富的康有为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康有为被冠以许多头衔，戊戌变法中重要的改革者，文化保守主义者、保皇党等。不过这些标签式的定义，真的就能代表一个真正有思想的学者吗？ 　　干春松说：“其实我们经常找不到正确的方式去描述康有为、章太炎、杨度这些学者、思想者。原因在于，我们思考他们、思考儒学时的方法，无非那么几个，激进话语、儒学三期说等。过去很长时间里，因为特殊的社会环境，激进的话语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那种激进之中，不激进的，往往就会被忽略掉，被历史的进程模型化，所有和主流不同的，先判定是错的，即便要分析他，也是分析他错在哪里？现在回看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于康有为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在找错。这样简单化的判断之下，人们抱有误解，也就不奇怪了。” 　　近年来，许多近现代中曾被误解、忽视的知识分子被人们重新发现和研究，康有为也是其中之一，甚至形成康有为热。干春松说：“我的研究，不敢说是重新发现，因为重新发现的事情一直都有人在做，比如史学界的一些学者，一直在努力还原一个真实的康有为，儒学领域亦是如此。我所做的，就是想在过去那种习以为常的、固化的认识之外，深入到他的思想中去，去发现他在当时是如何思考文化、价值、国家命运等问题的。实际上，一旦深入，就会发现很多问题，不仅康有为，还有章太炎、杨度等，都是如此。” 　　标签之外的康有为，究竟是怎样的人物，他所思所想，又是什么样的问题，干春松说：“康有为是儒学在现代转型中的标志性人物，他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在建构一个庞大的现代国家时，儒学的文化和价值，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学的问题，在经学未进入学科体系之前，怎么样去看待经学的发展。康有为是晚清公羊学的重要人物，公羊学是经学流派，讲究微言大义，这里面其实是有危险的，因为微言大义，意味着经典的解释空间很大，而解释空间大，就意味着神圣性会缩减，那么，怎么应对现代社会架构之下的经学发展，就需要审慎思考。再如，一个社会中，道德、风俗等，背后一定有它的价值依托。那么，中国当代价值核心的建构之中，谁来提供这种依托？儒学，显然是无法忽略的。” 　　回到康有为的问题 　　研究康有为及他的思想，始于最初的一篇博士论文，干春松说：“1998年，写博士论文，当世的议题是《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在近代大变革中，和中国社会深度黏连在一起的儒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它所依附的社会体系不存在了，类似于余英时所说的‘游魂’，不同在于，他们是给出了一个结论，而我则做了一些关于解体过程的研究，它是如何解体的？同时，解体之后，很多人都在考虑怎么重构，只是方法不同，张之洞有一些方法，比如在大学科目中设经学，康有为则是另外一种，即孔教想法。” 　　历经两千多年，儒家文化和思想的变迁，本身早已经成为一部磅礴的历史，而在百年前那个重要的转折关头，思想者的所思所想，在今天依旧有重要的意义。干春松说：“后来接触到更多的资料，包括《康有为全集》的出版，一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康有为的批评文献以及在国外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文献，有了进一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更加发现，对于康有为这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了解得还太少。” 　　在《保教立国》中，干春松详细分析了康有为的真实思想以及他思想的变迁，他说：“希望通过这种分析，让人们重新思考儒学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儒学的历史。我把1840年之后，中西古今交汇时期的儒学，都称为现代儒学，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无疑是康有为。康有为提供了一个现代儒学的核心问题，即儒学如何在现代化中自处的问题，有了这个框架，再看历来的许多问题，比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问题，比如张君劢的对于儒学和现代社会构架的思考，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的思考，其实都在思考在现代化中如何安顿儒学的问题。” 　　“回到康有为”，就是“回到康有为的问题”，而不是“回到康有为的结论”，因为康有为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百年来中国的问题，也是今天的中国人的问题。干春松说：“其实这个研究远远没有完成，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