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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哲学研究前提概念之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模式”也成为学界热议的焦点问题。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学界存在“赞成论”“否认论”和“慎用论”等争议。回答争论的前提是解析“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中国模式研究的前提性概念。前提概念的澄清可以为“中国模式”提供必要的理论前提。 　　[关键词]中国模式 模式 社会发展模式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4-0014-02 　　自2004年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以来，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时至今日，仍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论，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范畴的理解存在差异。所以，研究中国模式，首先要回答有没有中国模式，如果有，其存在的理论前提又是什么？ 　　一、“模式”的一般释义 　　“模式”一词最早出现在《魏书》中：“故尚书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冲所造明堂样，并连表诏答、两京模式，奏求营起。”此处“模式”一词显然是指一种比较成熟的建筑样式。此后，在宋代张邦基所著《墨庄漫录》中写道：“闻先生之艺久矣，愿见笔法，以为模式。”此处，“模式”被引申为人及其行为的榜样、模范的意思。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模式”被解释为：“模式是信息赖以生存和传递的形式，诸如波谱信号、图形、文字、物体的形状、行为的方式、过程的状态都属于模式的范畴。”从这些解释来看，“模式”就是指某种事物或现象、某一类行为的标准形式，是对该类事物、现象或行为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更强调其结构关系和过程表现。在社会科学中，模式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决方案，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生产、生活实践中，当人们从不断重复的事件、现象、行为中发现并抽象出一再发生的可能性时，通过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不断验证并且积累，从而就可以得到模式。每一个模式都描述在一个特定情境条件下反复出现的关系，以及问题的参考解决方案。通过模式的参照性指导，人们可以得到现成的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在理论与实践中，只有总结出模式，才能把握该类事物、现象以及行为的发展规律，才能明确实践的方法与路径。 　　二、“模式”的哲学内涵 　　第一，本体论意义上的“模式”是客观事物原型。回答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借助柏拉图的理念论比较容易说明这个问题。柏拉图认为存在两类事物以及相应的由两类事物组成的两个世界。这两类事物，一类是不可感的理念，或称为“型”“相”，如善本身、美本身等等，这类事物构成了“可知世界”。另一类是可感的具体事物，如床、陶罐等等，这类事物构成了“可见世界”，可见世界是可知世界的影像，理念因此成为具体事物的来源以及模型。在柏拉图的思想中，理念（idea）具有多重含义，他并未直接使用“模式”一词，“idea”是以逻辑的方法寻求所谓真实的、永恒的本体世界以及关于这个世界的真正的知识，但是“idea”具有“模型”的含义，正因为模仿了这个“模型”，各类具体事物才有了成为其自身的途径。 　　由于柏拉图对西方哲学深远的影响，这种对“模式”“原型”的理解和探寻成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要追求。哲学家们假设一切存在物都有其自身本体意义上的“模式”，而具体事物只是这种“模式”的摹本。但是，这种对永恒不变、绝对纯粹的“模式”“原型”的追求，随着人类生活实践和哲学思维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被怀疑和超越。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作了尖锐的批判，杜林把现实问题变成观念问题，以纯粹的思辨方式建立起一套支配宇宙万物的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这“必然滑到唯灵论和上帝那儿去”。世间万物当然都有其本质、结构、发展规律，但却并没有统一、固定的、不变的“原型”，这种超验的“模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 　　第二，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认识的发展过程有两次飞跃，因此认识论意义上的“模式”也相应地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模式是思维构造的知识体系，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在认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过程即由实践向认识的飞跃中，人们对感性的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进行抽象和升华，继而提炼出来的理性的知识体系就可以称之为模式。这种知识体系同时也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第二，模式是连接理论和实践的中介环节。在认识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过程即由认识向实践的飞跃中，“模式”扮演了行动方案的角色。理性认识在转变为现实的实践活动之前，必须首先建构起来关于实践的观念模型以及如何实践的行动方案，而这行动方案就是认识论意义上第二种模式的概念。此时，“模式”是人们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实在客体的观念原型和根据，现实的实践结果就是这种“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