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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GDP时代 ，干部考核什么 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在一些专家看来，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中国将以什么具体指标考核官员政绩?近期，各地正通过实践探索，不搞GDP竞赛、将GDP从考核的硬指标中拿出，以新的内容来考核和评价政绩。 政绩考核告别GDP唯一 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 无论是十七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还是10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均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看来，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核心是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满意不满意，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 在十二五乃至今后更长时期内，将以什么具体指标考核官员政绩?公报提出的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其标准又是什么?对于习惯了GDP思维的各级官员来说，如无GDP量性要求，在新的时期，其工作重心将置于何处?另一方面，要改变中国贫富、区域、城乡差距，必须依靠发展，如何科学处理这之间的关系? 更进一步探究，官员政绩与人民满意挂钩，其深层含义在于，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必须进入深水区。否则，唯GDP马首是瞻，或许仍将时隐时现。 幸福和GDP增长不同步 此前的几个五年计划均对速度提出了明确要求。比如，九五计划提出，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十五计划提出，要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奠定坚实基础；十一五规划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 对GDP增长速度的要求，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的总量跃居为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解决了温饱之后，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却产生了。 GDP呈两位数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始终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前教育长李兴山认为，人民收入不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是民生问题之中很要害的环节。 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同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为65.5%，接近2/3；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为57.5%，下降了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一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再辅之以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 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出于国家战略的需要，为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的稳定，需要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但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发现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在少数阶层和特殊的利益集团手里面。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向本刊记者指出。 彭真怀认为，在各地GDP增长的同时，人民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他发现，一些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比如，企业家的安全感越来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以及不断滋生的腐败问题。人民幸福感的减少，看似是一个现象，其实说明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彭真怀认为，此种检验，首当其冲的就是不能仅仅看GDP数据的增长，在考核上不能唯GDP马首是瞻。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入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没有任何意义。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在城市，43.6%的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居无定所；占中国70%人口的农民，其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农业发展的制约条件越来越多；各个地方出现的GDP增长，能否经得起这些群体的检验?彭真怀质疑。 而为了发展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开采上，采了肥的，弃了瘦的；开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浅的，甩了深的。对此，彭真怀称之为断子孙饭碗，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能只是为了这一代人，甚至只是为了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为了某些官员的政绩增长而影响了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这不能全怪地方干部，主要是体制机制的问题。李兴山向本刊记者分析说，当前，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上存在的唯GDP主义，是导致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不太重视环境保护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缺乏科学的政绩观，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彭真怀认为，很多年来，衡量干部的工作一直靠数据说话，有时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数字增长，也被当作了任用提拔干部的依据。(瞭望新闻周刊) 各地出台新举措：干部考核有新内容 浙江干部考核不再搞GDP竞赛卸掉不合理的政绩枷锁 现在，浙江新的干部综合考核办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