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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默夫妇女性主义解读 [摘 要] 电影《克莱默夫妇》是一部反映单亲家庭、伦理道德等传统主题的社会伦理剧，同时又是一部反映以乔安娜为代表的女性颠覆刻板、回归自我的作品。本文以女性主义为视角，以男权思维模式下女性刻板形象的建构为切入点，聚焦电影《克莱默夫妇》中乔安娜这一人物形象，探寻电影《克莱默夫妇》中乔安娜刻板形象的塑造根源，分析乔安娜颠覆刻板、回归自我的历程，并指出乔安娜现象对于现代女性的启示和意义。[关键词] 《克莱默夫妇》；女性主义；刻板电影《克莱默夫妇》是根据艾弗利·科尔曼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一部经典家庭伦理片，于1979年拍摄于美国。影片一经上映，立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并于1980年获得第53届奥斯卡五项大奖。影片的成功之处，除了得益于达斯汀·霍夫曼和梅丽尔·斯特里普两位天才巨星及小童星贾斯廷·亨利在片中质朴、真实、细微的表演外，更在于它深刻地触及了西方女性要求颠覆刻板形象、回归自我的强烈愿望的社会现实，从而具有发人深省的艺术效果。影片《克莱默夫妇》通过明暗两条线对故事进行呈现。一条线刻画了以男主人公泰德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男人在婚后7年所遭遇到的婚姻、家庭的变故以及和工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另一条线叙述的则是以乔安娜为代表的普通美国家庭妇女在女性主义的鼓舞下，努力颠覆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她们的刻板形象，走出家庭去寻找自我的真正意义。一、男权思维模式下女性刻板形象的建构在人类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与命运可以折射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然而一直以来，男性作家始终用男性的视角和话语，甚至是用父权意识来规范并塑造心目中的女性，寄寓着男性的主观评价和审美理想。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尔瓦特总结出，女性形象在男性笔下有两个极端的形象，一个是恶魔，另一个是仙女。这两个极端形象来源于男性文化传统中的两个基本的女性原型，一个是夏娃，她所犯下的罪过是人类最早的“原罪”。传统文学中，男性作家在承认人类原罪的同时，把这些罪恶统统归于女性，并由此抵赖自身的一切邪恶行为，这一切正反衬出男性中心的权力结构对于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的恐惧和歪曲；另一个是圣母，她贞洁温顺、慈爱且富有母性，对男性世界不构成任何威胁，所以，以圣母为代表的女性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女性特质令男性作家们大加称颂。实际上，不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恶魔还是仙女，固然也反映出现实中的女性境况，但是更反映了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惧怕、压迫和歪曲等主观感受，留下了深深的主观印迹。所以，著名女权主义者、法国女哲学家西蒙·德·波伏娃曾批判说：“女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是后来才变成女人。女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性强安在她们头上，用来限制她们的自由的。”[1]由此看来，女性的社会形象并非天生如此，而是被社会化的、有悖于女性意愿的刻板形象。影片中的乔安娜是毕业于史密斯学院的高材生，她聪慧美丽，独立性强。婚后，为了丈夫和孩子，她回归家庭。但是在繁琐的家庭生活中，她渐渐地模糊了自己的身份。特别是有了儿子之后，生活不再像她想象的那样充满诗情画意，她感到身心疲惫不堪，而丈夫却全然不理解、不理会妻子由此所产生的烦恼，也从不和妻子认真讨论，只是固执地希望乔安娜继续承担家庭妇女的角色，也就是要她成为丈夫所希望她成为的人，这种人就是男权社会对“理想女性”的期许。乔安娜逃离家庭后，丈夫泰德感到非常愤恨，即便是对前来安慰的邻居玛格丽特也是一连串的质问，“离开一个7岁的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勇气”。其实，在泰德暴怒的同时，很多观众也会产生对乔安娜同样的疑问甚至是责问，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寻求所谓的自我而抛却忙碌工作、挣钱养家的丈夫，不顾尚且年幼、需要精心照料的孩子，这样的行为可取吗？在克莱默夫妇的家庭冲突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世俗的眼光中对于像乔安娜这样独立意识较强的女性来说，只意味着幸福的终结与痛苦的开始。他们认为，女性的形象就是相夫教子、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贤妻良母，应该甘心埋没自己的个性，成为男权社会和家庭的附属品，也只有这样才会赢得社会的肯定与尊重。而一旦女性有了个性和思想，有了自己的事业与追求，尤其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和男性同样甚至是男性得不到的东西时，社会对这些女性的评价就会产生歧义。在传统观念看来，乔安娜的行为无非就是为了追求所谓经济独立的虚荣心而实现的个人欲望的满足；而男人放弃婚姻、家庭，则往往是在工作上敬业勤奋的体现。也就是说，在这种传统观念里，女人的全部就是婚姻和家庭，而男人则是属于工作、社会等这些足以带来荣耀的显性的事物。这种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将女人对事业和价值的追求异化为满足欲望的手段或者满足虚荣心的渴望，这显然是一种偏见，是对女性刻板形象的重塑。二、乔安娜对女性刻板形象的颠覆与回归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兴起。此次妇女解放运动除了批判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女性受歧视现象以及强调女人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