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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代表性观点文献综述 　　摘要：自跨入“后冷战时代”至今，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被国内外学者所熟知并加以研究。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个新的理论，更是因为这种理论以解决全球问题为目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这需要全球治理，需要一种手段或方法甚至说理论体系来解决全球性问题。近几年来，学术界在全球治理的涵义、必要性与现实条件、治理的多角度、困境和实现途径等方面都结出了累累硕果。结合相关的研究材料，就全球治理的研究现状做一个大致的综述，即是本文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全球治理 研究综述 困境 　　 　　 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学理论，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际形势剧烈变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断发生变化。当时国际社会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在1992年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天涯成比邻》，初步阐明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价值。实际上该理论在提出后的前十年内，基本属于沉寂状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作用，令学者们重拾这一理论，并且中国学者也不断对其进行解读。 　　 首先，对全球治理内涵的界定是研究全球治理的基础。就目前来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众说纷纭，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和一致的定义。俞可平教授在《全球治理引论》中关于全球治理的定义是这样的：“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概言之，全球治理本质上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公共管理方式。俞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全球治理的主体(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正式的国际组织，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全球治理的客体或对象(已经影响或即将影响全球的跨国性问题: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基本人权、跨国犯罪、国际经济等)、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者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凌驾于国家、种族、意识形态和经济水平之上的普世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蔡拓认为，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含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他指出“全球治理本身是一种权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的确立和合法性不能适用于民族国家的民主理论加以解释，它是多种主体协调、对话、合作的结果”。[1] 　　 以上可以看做是对全球治理持肯定态度的代表人物及观点。在全球治理的研究过程中，也有学者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尽管全球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下国际形势的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但是这一理论构想的社会太过理想化。唐贤兴认为“治理概念的提出和全球治理的时间，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中一些本质的东西，赋予它‘革命性变革的评价’，未免过于天真。”、[2]“全球治理理论设计的国际社会太过理想化，一是忽视了强权政治对他人进行统治的残酷事实，而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排斥了国家作为主要调节者的作用。”[3]他还指出，“全球治理的种种理论不过是隐藏在理想主义外衣下的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和欧洲的种族优越感在他们的话语中暴露无遗。”[4]陈绍峰等认为全球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们认为“全球治理问题的兴起只是表明了国家间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这并不是全球治理的充分条件；行为体利益的分散性和现存体系的严重不对称性导致各行为体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主权国家不同程度上对全球治理的抵制；国际权威的丧失；市民社会的孱弱等都是全球治理在实践过程中的难题。”[5]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的定义和态度具有多样性，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过程中的国家地位和作用以及围绕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和全球合作上。然而，这些定义没能揭示出规则与制度的基础、影响治理模式类型的行为体、概念的演进属性等，定义不乏简单和模糊。[6] 　　 近些年来国内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包含对价值的研究、环境治理的研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以及公共危机、法律、合作等方面的研究等等，在这里仅对前三方面进行代表观点的阐述。 　　 张劲松教授从中西方价值的共存与冲突方面做了探讨。在共存方面，他从我国主流价值与西方多主体多重价值的共存、与西方非政府组织价值观的共存、与跨国公司文化价值的共存三个方面进行说明。他指出全球化过程将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度加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全球治理的主体价值观，并已成为全球治理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游戏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