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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监督新轨迹 　　2016年7月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中新社 　　回望2016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印记：聚焦民生难点进行执法检查，听取审议执法检查反馈报告，副总理回答专题询问，追问审计整改常态化，等等，这些监督方式的创新与完善，彰显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正确监督、有效监督”的理念，见证了人大行权的日趋刚性，也见证了民主足印的不断前行。 　　执法检查，创新监督方式 　　执法检查，是人大监督立法实施、评估立法得失的法定形式和常规手段。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开展了6次执法检查，分别涉及食品安全法、水法、环境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安全生产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其重点集中锁定于公众最为关切的社会热点和民生难题，而一些法律修改不久即被列入执法检查之列，更是呈现出全新的监督思维。 　　以食品安全为例，2015年10月，修订后的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仅仅半年多后的201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启动了对“史上最严”的新食品安全法的执法检查，堪称史无前例。其不同寻常还在于，由张德江委员长亲自领衔执法检查组，并且实地检查和委托地方人大自查相结合，对全国省级行政地域实现了全覆盖，从而塑造了人大监督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执法检查，足见人大对“食尖上安全”的高度重视。经由此次执法检查，诸多食品安全执法瓶颈纷纷浮出水面并得以改善，其典型例证是，针对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这一食品“三小”监管老大难，各地和有关部门已出台了一百多个配套管理规范。 　　再以?h保议题为例，2015年初，被称为“长出牙齿”的新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时隔一年半后的201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开启了执法检查之旅，全面督查新环保法的“牙齿”效应。从更广阔的时间纬度看，环保已成为近年来人大执法检查的重点议题，从统领全局的环境保护法，再到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环保专门法，每年均有环保法律进入执法检查之列，按年度、分步骤、有重点、全方位地实施对环保法律执法检查的监督路径，已清晰可见。 　　执法检查能否实现其监督功能，并不仅仅在于监督议题的精确聚焦，更在于监督触角的切实落地。多年以来，各级人大的执法检查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存在着浮光掠影、形式主义等弊端，甚至难以识别一些执法部门为规避监督所刻意制造的“假象”。正因此，如何创新监督手段、防止监督虚置，是执法检查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8月至10月掀起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执法检查，正是一个取得重大突破的样本。 　　在此次执法检查过程中，检查组一反以往偏重听取部门汇报的惯例，不预先安排日程，不提前通知有关部门，频频采用“突然袭击”式的暗查暗访，零距离摸清了诸多突出问题。在长达两个月的网上调研中，亦打破了以往仅仅在人大官网发布调查问卷的局限，在多个门户网站、中央媒体网站、公安部和省级公安交管网站及部分省级人大网站全面开花，共回收335747份调查问卷、近万条意见建议，采集民意之广泛可谓空前。尤其是，相比于以往执法检查结束后才启动整改的常规流程，此次执法检查推出了“边查边改”的全新监督手段，所发现的超载超限、电动车乱象等问题，均是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提出整改要求，促使公安部等责任部门迅速改进执法力度。由此折射的，正是“执法检查只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目的”的深层监督价值。 　　多管齐下，提升监督实效 　　与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执法检查这两大延续多年的监督机制相比，近年来一些新型监督手段的兴起，则展现了人大监督不断突破的轨迹。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专题询问。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结合审议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执法检查报告，先后开展了3次专题询问，其议题高度集中于牵动社会、攸关民生的热点，在锋芒犀利乃至“火药味”甚浓的声声追问中，监督效应正在不断放大。 　　追溯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自2010年首次试水专题询问以来，到去年年底已开展了20次专题询问。在专题询问常态化的进程中，监督质量也在快速递进，从一开始答问双方的过于拘谨，到后来的开诚布公，现场气氛日趋活跃，国务院及中央部门高官到场应询已成惯例，无论是监督者还是被监督对象，都越来越习惯于这一新型的监督机制。尤其是，专题询问的针对性、互动性等特质，使其颇似一种“现场会商、集中办公”机制，有效推动了诸多热点、难点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与专题询问相映成辉的专题调研，也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新监督机制。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完成了5项专题调研，不断延伸着人大监督的广度和深度。以水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专题调研为例，其实质是对2015年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告和相关专题询问所反映的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