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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视角下文学文本解读笔谈 　　主持人语：在以往有关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研讨中，我们根据阐释学的视角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有关人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文化性别理论，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性别视角问题。视角作为一种阅读阐释文本的角度，关系到对文本意义的发现和阐释，关系到阅读者、阐释者能够从文本中看到什么和对什么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性别视角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就在于作为个体的一个个女性或男性都既是一定民族的、阶级的人，同时又是有性别的人，而性别在绵延几千年的父权等级制社会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以自然性别为基础的男主女从、男优女劣的社会文化性别观念，文学作为人的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表现，自然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将这些历史与社会的性别内涵携带进文学文本之内，只有运用综合性的双性主体间性的性别视角，才能将它们被长期遮蔽和曲解的意义澄明彰显出来。我们这次“性别视角下的文学文本解读”便是一次具体运用性别视角来解读文学文本的实践。 　　文学文本的意义是丰富的和非自明性的(那些浅薄的和直白的教条式的文本除外)，任何自以为高明的阅读者和阐释者，都很难一次性地将文本的意义一网打尽。如果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阐释学的真理的话，那么，我们作为这一千个读者中的一个，对自己所感兴趣的文学文本，也应该有锲而不舍、一读再读，不惜读它十几次、几十次、一百次的勇气。此次以性别视角解读文本的实践，期待参与者能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理论的与实际的问题切入，组织起相关文本说清楚一个问题。这样，文本的涵盖面需要相应的广阔，女性文本、“男性文本”或古今中外的文本都可以根据阐释的需要走进我们的视野。不言而喻，这对于我们的文本分析能力和理论思维素质将是一次挑战。 　　让我们共同面对这次挑战。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3―0012―10 　　 　　女性文学中的父权制解读　刘思谦 　　 　　探讨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便是被西方女权主义者看做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父权制问题。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普泛性的人类生存制度，它是一种绵延了数千年的人类生存历史，同时它也是一种坚硬的覆盖面极广的人类生存现实，涉及到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又绝不仅仅是两性关系的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也涉及到由这种制度化的生存现实所决定和衍生出来的人的意识和无意识、心理和潜心理。文学作为一种涵盖、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各种人性的和社会历史的精神和物质的复合体，父权制是文学的一个庞大的无以摆脱的阴影，甚至可以说是文学的一种潜规则。也就是说，无论文学写什么和怎么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父权制这个庞然大物的制约和影响，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父权制的某些本质方面。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研究父权制的经典著作里，根据考古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和巴霍芬的《母权论》一书的发现。提出了人类社会由原始的母系制社会到父权制社会的划时代演变，并认为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种占人类一半的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失败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的产生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以继承父权的要求。不言而喻，这就必须以女人对男人的绝对忠贞和男人对女人的人身占有为前提。父权制与奴隶制、封建制等一切人对人的压迫、统治的制度并存，以子承父制的“家天下”等级制为起点，建立起“三从四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一枢套人身占有、人身依附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这是父权制社会讳莫如深的一种统治秩序。《女娲》(徐坤)以一个父权制家庭这一“亚国家机器形态”中婚姻与生育繁衍功能的循环演进，表现了父权制男权中心已经作为一种恒定不变的生命图腾仪式把世世代代的女人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组织进去。成为女人们循环往复、万劫不复的宿命。于家坳于祖贤家以10块大洋和5斗高梁为不满8岁的独生子于继业买来一个不满10岁的童养媳李玉儿，李玉儿逐渐长大，成为于氏家庭一个廉价的功能齐全的终身服役的传宗接代的工具，先后成为于家父子州代人的性奴隶，生育了于孝仁、于孝义等10个子女。子又生子、生孙，到了李玉儿被卖作童养媳的60年后。于氏家族已迎来玄孙于一新的百日生辰。《女娲》取神活传说女娲造人之反义命名，对父权制家庭人身占有制的顽固性进行了反讽，父权家长的女性替代于黄氏于中那杆坚挺的大烟袋锅儿便是世世代代繁衍不绝的父权主宰的象征。小说中长工长顺这个人物的设置意味深长，说叫父权制的人身占有绝不只是男性对女性的占有，父亲的绝对权力或日男性统治者对女性的绝对的性权力、性占有，是以对其他男性性权力的剥夺、阉割为前提的。性别统治与阶级统治是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长顺这个父权制中的男性被压迫、被统治者。与《妻妾成群》(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