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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学与中国现代学术语言观自觉 　　[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新批评派理论大师瑞恰慈在清华等校讲授的“意义学”理论在中国引起学术反响。中国学者李安宅编著的《意义学》对“意义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并希望通过这一理论唤起国人“语言的自觉”。“意义学”研究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有益于起步之初的中国现代学术界建设清晰健康的理论环境，促进人们培养科学的思维习惯，对长期忽视语言研究的中国思想界而言，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瑞恰慈；意义学；李安宅；语言的自觉 　　[作者简介]唐晓丹，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讲师，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H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7)01-0154―05 　　“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化界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潮时期。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西方数百年来各种人文思想、批评观念被介绍到中国，并在国内历史语境和发展需要的选择下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其中，由直接的师承关系而被引进的学说在思想界得到了较为深入的传播，并因其影响产生的共时性以及清晰的学术谱系而引人注目，比如胡适所秉承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吴宓等所宣传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等。而英国文学理论家瑞恰慈在华讲授的“意义学”及其影响长期以来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由于“意义学”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文学理论，其主张和思维方法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因而其思想影响所涉及的范围并不十分广泛，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异质性的存在，其影响产生的过程便值得我们去探究和思考。 　　 　　一 　　 　　1929年，国立清华大学邀请英国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瑞恰慈来华任教。艾?阿?瑞恰慈(I．A．Riehards，1893～1979年)是20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界具有开宗立派地位的重要人物。兰色姆在《新批评》中明确指出：“论述新批评必须从理查兹先生(即瑞恰慈――作者注)谈起。新批评可谓滥觞于他。”瑞恰慈反对唯美主义“纯艺术”的文学观，反感印象主义玄虚、含糊、支离破碎的批评倾向，大力倡导科学的文艺批评。瑞恰慈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存在于文本当中，价值的体现和传递都依靠作品的语言来实现，因此，细致、科学地分析归纳文学语言的各种特性，是进行文学批评的基础。瑞恰慈以文本细读为原则，以现代语义学为指导的文学批评思想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新批评”承传和发展的一支重要理论源泉。 　　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建立在一个理论内涵更为广泛的学术平台――“意义学”之上。1922年瑞恰慈与奥格登(C．K．Ogden)合著了《意义的意义》，倡导创立意义学，探讨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1930年，瑞恰慈在《清华学报》发表《(意义底意义)底意义》，向中国学术界简要介绍了意义学理论。瑞恰慈认为：“凡不以物理学为根据而以心理学为根据的东西，如伦理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一切具有人生兴趣的学问，都因字眼不清的毛病，阻碍进步，不能自由发展。”瑞恰慈以“意义”一词为例，从哲学、心理学、法律、政治、文学等不同角度辨析了这同一个词语所蕴涵的16种不同的意义。而通常状况下，人们在使用这一常用词语时，由于未能自觉地意识到其基本概念的复杂性，往往在不同层面上加以应用和发挥，最终造成意义的混乱和交流的障碍。因此“语言足以使人误入歧途；欲使思想深刻而清明，非常需要一门新的学问，一门符号学或意义学”。 　　瑞恰慈认为，一般情况下，语言在运用中包含四重“意义”：意思(Sense)、情感(Feeling)、语调(Tone)与用意(Intension)。不同语境中四种“意义”相互交叉，各有侧重，形成语义的复杂内涵。“意义学”从深入剖析词语的多重意义入手，研究语言在传达思维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种种变异现象，寻找消除歧义、准确交流的可能。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意义学”被视为现代语义学的一个里程碑。然而对于瑞恰慈而言，“意义学”虽然以语言为研究对象，但并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分支。瑞恰慈更偏重于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语言现象，希望将“意义学”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有基础意义的学科。在此基础上，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能够正确清晰地运用语言进行学术探讨和思想交流。 　　“意义学”是一种以理性精神和逻辑实证方法研究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现代学术思想。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界仍以国学考据为主流，在此学术氛围下，“意义学”抽象的理论模式和宽泛的学术目标使其成为一个异端。然而，经过瑞恰慈的宣讲，“意义学”这一在西方尚属新兴理论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朱自清在《中国文评流别述略》《语文学常谈》《论意义》等多篇文章中，引用“意义学”的主要观点作为文学研究和语文建设的新思路；曹葆华翻译瑞恰慈的《诗中的四种意义》，旨在向国内的文学批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