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意义迷失与公共视域下大众媒体普世价值.docVIP

我们意义迷失与公共视域下大众媒体普世价值 　　[摘 要]从世界范围来看,商业资本与利益集团的干预使大众传媒中的“我们”发生了意义迷失:由凝聚公众意见的功能话语异化为资本与权力控制、误导公众和谋取私利的手段。要消解“我们”的意义迷失,出路在于以平等、正义、博爱的普世价值为报道原则,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将“我们”作为人类的全称。 　　[关键词]公众利益;大众媒体;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志码]A 　　 　　作为公共舆论载体而诞生的大众传媒随着社会政治生活的介入,其政治性日益凸显,但其公共性趋于迷失,平等、正义、博爱的价值追求仍处于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基于此,本文拟在考察世界媒体发展及其异化的基础上,就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普世价值的相关议题做一探讨。 　　 　　一、“我们”与公共视域下的大众媒体 　　 　　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早期代表人物邵飘萍、早期新闻学者黄天鹏把大众媒体称为“公共机关”,德国当代哲学泰斗哈贝马斯把大众媒体归为“公共领域”,他们都认为大众媒体具有公共性。 　　大众媒体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媒体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凝聚公共意见的公民共同体,使进入公共领域的私人在满足自己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个人意见相对于政党或国家的权力太过弱小,大众媒体的功能就是集聚个体的意见,在形成“我们”的意见――公共舆论之后,通过公众利益诉求(“我们思”)的表达来完成公民个体的价值实现(“我思”)。因此在公共视域下,当大众媒体传播信息的时候,主要应代表“我们”的利益,公众经由大众媒体进行沟通,了解彼此对公共事务的意见,形成“我们”的意义共同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大众媒体被认为是“第四种权力”。 　　然而,从世界范围看,伴随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大众媒体也发生了异化,因为大众媒体凝聚的公共意见已经不能反映“我们”的需要。这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对大众媒体的全面干预,它使大众媒体越来越趋向于代表其所有者的利益和少数的个体意见,“我们”的意义已经迷失。 　　 　　二、“我们”的意义迷失之历史考察 　　 　　工业化之前的人类社会物质极度匮乏,权力过度集中,精神完全被宗教控制。当时的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未知现象不能够做出合理、有效的解释,尚未启蒙的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充满了魔幻因素,凸显出人与物的对立。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完成,自然世界渐渐被人类征服,技术的无限进步与资源的有限存在发生了对立。在完全征服物质世界的技术背景下,侵略其他的民族和国家成为帝国主义自我持存的必然,“我”与“他”的对立取代了人与物的对立。原本为了实现公众福祉和对抗国家权力的大众媒体,逐渐异化为资产阶层向一般大众灌输意识形态并为其侵略行为进行合理性辩护的有力工具,“我们”则由凝聚公众意见的功能话语异化成为商业资本与权力阶层误导、控制公众和谋取私利的手段,其意义悄然发生改变进而迷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消费或者更极端的炫耀性消费正在以文化和艺术为指导而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路径。发达国家的经济组织为了刺激消费和市场竞争,开始把有闲阶层的炫耀性消费与奢侈化生活理念通过大众媒体的广告和影视传达并灌输给一般大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以塑造一种有关时尚生活方式的新的意识形态;至于基于“我们”意义上的社会福祉和价值理性,不过是其塑造过程的副产品,不再是大众媒体的神圣使命。 　　 　　三、挽救“我们”的大众媒体的普世价值 　　 　　在意识形态对立的当今社会,作为社会公器的大众媒体时刻代表着国家利益,唯有面临全人类共同灾难的时候,才会彰显出其普世价值。2008年至今,虽然各国政府都在为解决自身的金融危机或政治问题而制定措施,但当地震、水灾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全球媒体几乎步调一致地站在了全人类的立场上,“我们”作为人类的全称,终于凸显了自身的潜能,冲出了工具理性的桎梏,打破了蒙蔽人类心灵已久的意义迷失。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使人类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在汶川地震的相关报道中,真正的“我们”终于从大众媒体奉行的普世价值中凸显出来。国内媒体率先冲破了地域歧视、地区保护等众多地方媒体报道中的视域性限制,国际媒体也相继抛弃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传媒的传统报道原则,博爱、正义的普世价值成为所有媒体的共同原则,“人权”一词此刻也不再有歧义,唯有抗灾救人才是当前最高的正义。所有媒体的画面和语言都反映着灾区人民的不幸遭遇和中国政府的有效救援,国内媒体喊出了“我们都是汶川人”,国际媒体的语调则表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感同身受”。大众媒体把真实的画面、影像传递给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救援人员与灾区人民万众一心的画面替代了之前西方媒体上充斥着的“藏独”闹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