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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形成与财产制度 ——评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汪丁丁 （香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张维迎先生负籍英伦数载，成就专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并改写成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联合出版。我喜欢这本书，因为：（1）它以作者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为背景，提出对主流经济学一个核心问题的解答。（2）它以一个特定的企业理论为题目，为我国年轻一代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典范，即在系统把握了微观经济学以后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以及如何在特定问题背景下叙述理论，而这正是目前在海外研究中国的许多中国经济学家没有做到的，在他们的论文中往往缺少辞义学所说的“问题意识”。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使它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在融入经济科学主流的过程中重建自己的学术传统的重要努力之一。 我的讨论将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我希望交代清楚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和本书的理论背景。第二，我希望重新阐释张维迎在他这本书里表述的理论的要点。最后，我想讨论张维迎理论框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为学术商榷。 一、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 在科斯（Ronald Coase）提出并讨论“企业的实质”以前，企业理论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其他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是做为价格理论的一部分来讨论的，我们称为“厂商理论”。另一方面，老的制度经济学家（凡伯仑、康芒斯）从工业组织与技术进步不断发生冲突的角度讨论企业问题，他们并不关心他们的讨论是否能够形成“理论”。事实上，老的制度经济学由于政策导向太强，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在科斯的文章发表以后，企业理论在三个相关的方面得到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的推动。这三个方面是：（1）主要由芝加哥学派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不确定性经济学，包括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阿尔钦（Armen Alchian）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论文，托宾（James Tobin）和赫施莱佛（JackHershleifer）关于风险投资决策的研究（又称“投资理论”）。这一派经济学终于形成了目前在所有管理学院里讲授的资产组合理论和风险投资理论的核心——“分离定理”。也是在阿尔钦与赫施莱佛影响下，早期的张五常提出了他自己的“佃农理论”。（2）主要由卡内基—梅隆学院的管理学家如西蒙（Herbert Simon）领导的行为学和组织理论的研究。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的工作，照他自己的回忆，是深受他早年在卡内基—梅隆和西蒙教授的影响的。管理学院的这种“案例研究”学术传统后来由威廉姆森带给了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影响了现在以博弈论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家们。（3）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德姆塞茨（Herald Demsetz）、科斯和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张五常（Steven Cheung），以及张五常后来任教授的华盛顿州大学的巴塞尔（Yoram Barzel）等人发展起来的交易的产权和契约理论。这一派理论由于承接了西方道德哲学传统中社会契约和产权的思想，在经济学主流的各学派中显得格外深刻和扎实，影响所及也包括了诺斯领导的“新历史学派”（见诺斯在其1990年那本书的一个脚注中对他所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的说明）。 通常我们把上述三个方面的经济学家总合起来叫做“新制度学派”。他们的学术传统各有利弊。不确定性经济学的传统直承新古典经济学，有严谨的分析工具，它现在已经与案例分析的博弈论方法融合为一个更强有力的研究方向。威廉姆森的传统虽然缺乏理论体系，但基于大量案例，有血有肉，政策内涵丰富。产权和契约的研究传统深究人类社会根底，是政治、经济、宗教等制度研究的正宗。但是这个学派缺少有力、严谨的分析工具，它正在融入以博奔论方法为基本分析工具的制度研究。所有这些学派的努力事实上都是企图解释现实经济中出现的千差万别的协调社会生产的形式，如“企业”、“家庭”、“政府”、“市场”。这么大量的研究工作似乎很难以一篇引论的方式总结清楚。我下面的讨论主要目的是引出张维迎这本专著的主题（读者还可以参考我在《经济研究》1992年5月和1994年7月的综述文章）。 凡是以“效率”为核心问题，并以行为者的主观选择为基本视角的研究都可以归入经济学主流学派。相反地，以“功能”为核心问题，并以行为群体的约束为基本视角的研究则属于社会学的主流学派（至少在“现象学的社会学”兴起之前）。 立足于主流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注意到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假设（例如完备信息的市场）不适于回答诸如“什么是市场的广度？”“什么是市场与企业的边界？”“为什么同一种产品同时以不同的组织形式被这个社会生产出来？”这类问题，他们在放宽“信息完备”这一基本假设的同时，不打算放弃“个人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主观选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