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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再创作研究 　　摘要：《聊斋志异》里有部分篇章是袭用前人叙写的故事改编而成的，鲁迅称之为“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近年研究者认为“主要提高修辞的文学性”。本文将蒲松龄早期多采用的这种作法，称之为“再创作”，分“踵事增华”、“故事新编”、“?F旧铸新”、“因事明理”四种类型，揭示出不论是整体的扩写，还是改制融合，重装演绎，都超越了前出之志怪，传奇小说，更加具备了现代小说观念的基本素质，具有审美情致和思想内蕴。 　　关键词：聊斋志异；因袭；化用；再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712(2010)03－0021－22 　　 　　第一节　“抚古而又讳之”辩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设置《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一篇，评述以《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清代文言小说。他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讲稿里，称之日“拟古派”，“所谓拟古者，是指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传奇而言。”(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八卷)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到了明清时代，由宋代话本小说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已蔚为大观，占据了小说的主流地位，而作文言小说者，不仅用以叙事的语言，以及所叙之人事，都没有脱尽六朝志怪、唐人传奇之窠臼，多叙神仙怪异故事，称之为“拟古派”，是与后来兴起、至明清之际而兴盛的主要是叙述现实的市井人事的拟话本小说对照而言的。 　　文学的历史是在相继不断地传承和创新中进行的。任何时代的作者都是就已有的文体、写作范式创作自己的作品的，而创作出优秀作品的作家，在创作中总是不尽拘泥于成规惯例而有所创新。所以，传承和创新总是处在彼此依存的状况中，没有传承便无从创新，没有创新便不会成为优秀的作品，只是表现的方面有所不同，形态有隐有显，情况比较复杂，是要做具体分析的。 　　这个问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既表现得十分突出，也十分复杂。全书近500篇，篇幅短小记怪异之事者，类乎六朝人之志怪；篇幅漫长叙狐鬼花妖故事者，类乎唐人传奇，堪称是集志怪传奇小说之大成。称之为拟古派是就其语言和题材两个层面说的，表明其与后起之用白话叙事的“讽刺派”、“人情派”有别，并不意味着它在创作上没有创新，小说文本没有发生变异。道出《聊斋志异》是“拟六朝之志怪，或拟唐朝之传奇”，便不止是说明其所传承之对象，还意味着这是把这部小说集放进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志怪传奇的系列中，要探知其创作的特点，说明其何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这一系统的小说中最为人爱读、传世最广的作品，便应当从比较其与六朝之志怪、唐朝之传奇之异同切入，这正是现在的研究者应当做的事情。 　　鲁迅称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为“拟古”，还附加了一个理由。《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书中事迹，亦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此不自白，殆抚古而又讳之也。”(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八卷)《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聊斋志异》里“有许多是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如《凤阳士人》、《续黄粱》等就是――所以列他于拟古。” 　　说《聊斋志异》“有许多是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是符合实际的。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先后有叶德辉、聂石樵、朱一玄等多位研究者做《聊斋志异》的本事或日来源的考索，列举出的篇章甚多，虽然情况比较复杂，多数不属于因袭化用前人的作品的性质，但其中确实有不少篇章是因袭化用六朝志怪、唐人传奇或明人笔记中的故事情节的，如鲁迅举出的《凤阳士人》、《续黄粱》那样的“殆抚古而又讳之”者。 　　然而，统观《聊斋志异》，像《凤阳士人》、《续黄粱》那样的因袭化用前人的作品的篇章，在全书近500篇里只是一小部分。记录近世奇闻异事者没有前出之文本；最为人爱读的篇章多是既无口头传说又无前出之文字记述，基本上是作者结撰的故事。其次，这部分从前人的作品变化而出的篇章，多载于《聊斋志异》手稿本第一册，大都是蒲松龄早期作成的，后来的作品中也有，但却不多见了。这表明蒲松龄作《聊斋志异》的初始阶段，多是袭用前人的故事情节进行再创作的。这种情况在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和宋元明的笔记中是常有的，即便是采摘转录不必一一注明其出处，加以改写也不必声明是据某人某书改编的。蒲松龄多因袭前出之作品进行创作，是他初染此道势所难免的一种作法，他也正由此走向自由结撰狐鬼花妖故事，创作出超越前人的作品的。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蒲松龄作《聊斋志异》起步阶段的这种再创作，不能只笼统地看到其“抚古”――因袭的一面，还应当观察其再创作的一面，也就是对原有的故事做了怎样的改写，改写过的作品与原来的作品有什么样的差异?因为，这些再创作的作品也是《聊斋志异》的一部分，从与原来的作品的比较中方能显示出优劣，其中也就表现出蒲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