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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中索尼娅性与身份问题探讨 　　摘 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索尼娅是作为一个救赎符号来成就男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仰皈依。作为女人的她，其特定命运、心理及现实困境成了叙事中的盲点，索尼娅的性只是一个受苦受难的表征，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完成的退却与主体身份失落。 　　关键词： 小说《罪与罚》 索尼娅 性 身份 　　 　　“性”不仅与肉体相关，性渗透到整个人身之中，成为人身份构成的一部分。因为“交媾从来不在真空中进行；尽管它本身是一种生物的和肉体的行为，却植根于人类活动大环境的最深处，从而是文化所认可的各种态度和价值观的集中表现”。［1］性被铭刻上历史与文化的烙印。因此，对性的塑造与处理往往成为一个作者表达文化意涵的媒介。尤其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性爱与精神体验之间的界限模糊”，［2］与其说二者是由彼及此的连带关系，不如说它们本来就是合二为一，浑然一体的。陀氏笔下没有所谓典型性格人物的塑造，他的人物就是精神和思想的载体，或者说是思想的人格化，而这些思想往往是陀氏自身思想的一个侧面。与其说小说人物的举动是按照现实生活逻辑，毋宁说是陀氏将一种思想推到极致后的必然演化。对这些人物的外在活动尤其是性行为这样一个胶着于意识形态的身体行为的解读，无疑是可行且必要的。 　　通观陀氏的整个创作，我们找不到一个美好的爱情形象，从他的发轫之作《穷人》（1846）到绝唱《卡拉马佐夫兄弟》（1880），所谓的“爱情”或是使人泥足深陷抑或根本就是游戏人间。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人（更贴切地说是男人）成长路途上必须逾越的路障。既然谈不上爱情，灵肉相谐的性更无从谈起。而陀氏的艺术世界却被炽烈的情欲之火所灼烧，被多重“性”话语所缠绕。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语全然无关乎爱情。 　　性可以与爱情无关，但性与爱情却不能与女性无涉。在陀氏笔下，女人是性或爱情的承受者，却不能成为联结二者的桥梁，甚至是一段浮桥。二者均朝向女性相对而来，擦肩而去，终不能水乳交融，成为个人一次完美的命名仪式。在彼时的性别秩序中，女性的主体性是被忽视或遮蔽的，她们得以步入艺术殿堂的入场券就是一份无论圆满或残缺但至少是真挚的爱情，但陀氏世界美好爱情的缺席却宣告此入场券的不合法。陀氏不写爱情小说，即便是披着爱情的外衣，执著的仍是个人（男人）的精神历险。于是，以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评论者认为，在陀氏的创作中，女人没有独立的地位。他的人类学是绝对男人的人类学。女人是男人的命运，是男人精神悲剧的内在主题与诱惑。［3］ 　　从《穷人》中的瓦莲卡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格鲁申卡和卡捷琳娜，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女性的“性”可转化为商品进行交易，这似乎已成为陀氏一种无意识的旋律复沓。女人们有意无意或无奈地开掘自己的性资源来达成各自的目的，赤裸裸的性交易或以婚姻为烟幕弹。这些传统女性或新女性都陷入了这个无法逃离的怪圈，出演了一幕幕令人唏嘘不已的悲闹剧。 　　《罪与罚》（186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序列中最具症候性的一部作品，本文试图探讨索尼娅的性与身份，来揭示陀氏对性别秩序的坚守或建构。 　　小说以贫困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谋杀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始，以在妓女索尼娅的感召下皈依宗教、精神复活而终。爱他和逼他的女性交织成一张弥天大网，将他网罗其中几近窒息。这些女性是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命运，她们构成了他的现实情境，充当了这场残酷的人性实验中的一道道试剂。在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和她的妹妹之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因超越了人性的界限而宣告破产，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他被自己的这场精神实验抛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对深渊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进行拯救的却是性堕落者――妓女索尼娅。 　　索尼娅身上体现了陀氏思想之根本――虔诚的基督教（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同时也明晰了陀氏塑造女性角色的一大方向：将女性极度神圣化后作为牺牲呈上祭坛。索尼娅除了承载抚慰、救赎这样一些女性的古老功能外，还具有另一种能指来成就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仰皈依，但陀氏在赋予索尼亚如此宏伟硕大的所指之际，遮蔽了她作为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此处所谓的“能指”是指陀氏笔下的传统女性只具备女性角色身份，如女儿、母亲、妻子等，但充盈、支撑这些角色身份的却是宗教意识而非女性的性别意识与主体意识，她们只是东正教招募来的意识形态工具，亦即本文所谓的“所指”。她作为女人的特定命运、心理及现实困境成了叙事中的盲点。男主人公的人物视点的选取，已结构性地决定了女性心理的先在缺席。除却充当着时代境遇与意义的“能指”，并只能充当男性角色的镜子，她的生命真相实则语焉不详。 　　在超越性的宗教光环笼罩下的此岸生活中，索尼娅的性是她一家人的生存资源，拉斯科尔尼科夫所谓的“丰富的矿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