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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研究中课虚坐实问题 　　历来《野草》研究中，有一种“课虚坐实”的倾向，即为某一个意象如“秋夜”“枣树”“小粉红花”“雪”等，寻找出一个具体的对应物加以解释，这种做法大约滥觞于冯雪峰，他的《论〈野草〉》一文在阐释意象所蕴含意义时，开了生拉硬拽的先河，比如把《秋夜》里死于灯火的小青虫视为“没有结果的失败的英雄”，《死火》中的“冰谷”是指“封建主义”，死火在冰谷里重新燃烧完自己的时候，一方面是“个人主义意识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反映云云（《论〈野草〉》，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29―30页）。此后王瑶、李何林、孙玉石等人基本上沿着这种思路，渐成套路，几乎将每一个意象做了革命化和政治化的解释，然后再配备上一个替代性概念，二者之间可以互换，如“火”“地火”是“革命的象征性的代词”，“大石车”指代黑暗的统治势力（王瑶：《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129页）；“秋夜”是阴险冷酷的反动统治者，“枣树”是对着天空战斗的英雄，“小青虫”大概“是昏着的或比昏着的更坏的青年”（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7、34页）；呈瑟缩惨状的“小粉红花”象征了现实中反动势力对青年的压迫和摧残，“火的冰的人”则象征了改革者或革命者（孙玉石：《〈野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1页）。这种阐释模式的背后，仍然是一种对立性的思维定式，将意象本身包含着的较为开阔的空间缩小了，把具有丰富想象性的艺术意象，变成了固定的、狭隘的象征之物。与此相关，对《野草》某些篇章的评析，便趋向了一个似乎无须过多证明的结论，如某篇是革命精神的象征、某篇是对黑暗统治的批判等。当然，这与《野草》本身也有关系，如明与暗、生与死、友与仇、希望与绝望等，即是诸篇常见的对立性结构，但是，此结构更多关联着心灵世界或精神世界，绝非革命、阶级、斗争等单一概念所能涵盖的。 　　这已经成了《野草》研究中的固化模式，似乎没人能够避免得了。如果有更新的成果出现，应该首先突破此种模式，别寻他途，不再踏入这样一个死胡同。然而，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野草》研究的著作，于意象阐释方面，一仍旧贯，这就是张洁宇《独醒者与他的灯――鲁迅〈野草〉细读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本专著初读起来，确给人一种新鲜感，视野开阔，角度多样，本证旁证，切近主旨，可是再一细读，便觉出有些观点貌似新鲜之下的陈旧气息，令人殊为失望。这种陈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意象方面，延续了自冯雪峰以来的那种政治化的阐释模式。张著试图有所超越，比如对《秋夜》里的“夜空”，即不同意将此意象“落实”为“封建社会的黑暗势力”，但又说“可以视为对压迫力量的指代”，因为夜空 “具有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等特点”。其意为不能从狭隘意义上把夜空理解并当成一种确切的指代，而要“略为宽泛”地视为“一切奴役他人的势力和恶的力量”（该书，第41页）。与此前诸人的解释比较起来，两者间并无多大区别。问题在于，为什么非要把夜空理解为恶的势力呢？鲁迅终其一生与恶势力对抗，为世所公认，自不待言，但是，不见得在所有文体的作品中皆做戟指怒目状，尤其《秋夜》这种抒情性强的篇章，它以诗一般的语言，构画出一幅图景，特点至为明显：极蓝的夜空被设置为远景（夜“仿佛想离去人间”），以月亮为近景（“只将月亮剩下”），突出了枣树形象（“铁似的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这简直就是一幅黑白分明的版画，产生了奇怪而又陌生化的效果，予人以一种无限的艺术联想。现在却把夜空当作“恶的力量”，看成一种恶的势力，直如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再如将“小粉红花”视为“青年朋友的象征”，在寒冷的夜气中依然开出花来；“枣树”即是“一个绝望的战士”，要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死火”姿态是“抽象的战斗精神的具象表达”等（该书，第43、44、185页），与冯雪峰、王瑶等如出一辙，无有二致。 　　其次，于某些术语或观点上，继续袭用过去那些早该被抛弃掉的说法，其中尤以《失掉的好地狱》的解释最成问题，如对地狱的秩序仍在、不过变换了统治者而已这段，如此阐说：“1931年，鲁迅曾以‘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诗句怒讽当时国内的黑暗政治，其中的思想与情绪显然与《失掉的好地狱》中的这一段类似。应该说，这正是鲁迅从现实的经历与经验中深刻总结出来的，是对现实与历史的清醒认识，也是充满愤懑的嘲讽和悲叹”（该书，第207页）。著者把鲁迅于1931年所作诗句与1925年所写作品联系起来，那意思是明确的，即鲁迅以其“经历和经验”预见了后来的统治者。说鲁迅具有某种预见能力，这个看法并不新鲜，发明权大概属于冯雪峰，他根据鲁迅为英译本所作短序，“领会”出作品中废弛的地狱是指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英雄们”则“显然是指那时还未取得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