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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实践和思考 　　摘要：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日益增多，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等构成严重威胁。针对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本市通过加强疾病预防三级网络建设、构建拓展传染病监测体系和搭建多部门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建立起敏感高效有力的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体系。2003年以来，通过有效防控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新发传染病和有效应对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寨卡病毒病和黄热病等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疫情，本市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监测与应对能力明显提升，防控体系通过实战检验日渐完善。面对本市面临的特大型国际城市传染病防控压力日益增大、全球化背景下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形势日益严峻、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防控技能有待提高和传染病防控人员构成和社会需求不匹配等挑战，本市应加强传染病监测预警技术建设；提高传染病监测敏感性与预警能力；建立新发传染病症候群监测系统；加强人员培训，开展国内外合作交流，切实保障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和市民健康。 　　2013年2月，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暴发10周年之际，本市经历了一次新发传染病的实战检验。通过本市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和切实有效的联防工作机制，首发于上海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控制。本市公共卫生体系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体现的迅速、高效和专业，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 　　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EID）是指近30年在人群中新认识或新发现的能造成地域性或国际性公共卫生问题的传染病。据统计，自1940年以来新发传染病发生率一直持续上升，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峰。1940―2004年全球共发现335种新发传染病，其中60.3%由人畜共患病病原造成（71.8%来自野生动物）[1]。此外，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人口流动增加及国际贸易、旅游业的发展，新发和复燃的传染病愈演愈烈。传染源跨物种传播和扩散、农业生产规模化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等因素，使得疾病防控、兽医防疫、食品安全和环境等公共卫生问题愈加复杂化，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等构成严重威胁[2]。 　　1 上海市新发和输入传染病防控体系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市域面积6340km2，下设16个区，2015年底常住人口超过2415万，其中非户籍外来人口近1000万。上海男女性别比为98.72：100，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24.50%，死亡率为8.33%.20世纪50年代上海市死因顺位前十位中传染性疾病位居首位，70年代至90年代传染性疾病在本市死因顺位中排名逐渐下降，至21世纪，传染性疾病在本市死因顺位中排名第八，远低于和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2014年，本市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为135.45/10万，较2010年下降20%以上。 　　1.1加强疾病预防三级网络建设，有效防控新发和输入传染病 　　市、区两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辅相成、以线带面，共同构成本市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的三级防控网络，日常开展传染病监测、风险评估、舆情监测、应急准备等工作，及时掌握本地区传染病动态，了解国际国内传染病疫情进展，及时发现本地区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端倪，随时做好应对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疫情的准备。当发现本地区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疫情，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由三级防控网络进行不同级别的疫情防控响应，24小时待命的传染病防控专业人员将以疫情为命令、第一时间赶赴疫情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了解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以期尽早控制传染病疫情，将疾病对社会的影响降到最小。同时，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等研究机构、上海市预防医学会等专业委员会以及相关临床组织机构和部分非政府组织保持沟通合作，及时了解研究进展和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丰富本市新发和输入传染病防控网络，扩展本市防控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1.2构建拓展传染病监测体系，依法防控管理新发和输入传染病 　　法定传染病及其他常见传染病监测系统为新发和输入传染病的预警预测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上海市加强传染病综合监测体系建设，不断提升传染病疫情报告、预警和处置能力。本市建立了涵盖全部法定传染病病种、水痘、军团菌病等监测系统，同时开展病媒生物监测，以及针对幼托、养老、医疗等需特殊关注机构的消毒质量开展监测，覆盖2000余家传染病监测点，形成监测点、区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监测网络，对本市传染病有序规范开展监测工作，为掌握本市传染病流行特征、流行规律及制定防治策略与措施提供了依据。2012年起，本市探索建立以腹泻病综合监测和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