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背后一本杂志开创的时代.docVIP

《新青年》背后一本杂志开创的时代 　　没钱的文人要办刊 　　1915年初夏，36岁的陈独秀在日本坐上了回国的海船。在这之前，因为“二次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曾被袁世凯亲信、安徽都督倪嗣冲作为第一“要犯”而通缉追捕。到达上海后，陈独秀找到私交很深的安徽同乡汪孟邹，说要办一种“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杂志。汪孟邹时为亚东图书馆的经理。但由于当时亚东图书馆本身财力较弱，于是，汪孟邹便找了相交甚密的群益书社老板、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商谈此事。两兄弟欣然同意，并且商定杂志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月出一本的《青年杂志》就这样诞生了。 　　《青年杂志》后来为什么要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1916年给胡适的信中写道：“《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本月内可以出版。”可见，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本意，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 　　陈氏兄弟建议改名的原因在于群益书社接到了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书社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周报《上海青年》名字有些雷同，应该及早更名，以免犯冒名的错误。其实《青年杂志》和《上海青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但出版发行方群益书社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官司，就建议杂志改名。当然作为办刊者，陈独秀不便直白将改名的真实原因告诉读者。他向读者解释说：“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 　　即使这样，《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合作还是在出版到第七卷第六号就结束了。合作破裂的直接导火索是：《新青年》第七卷（每六期为一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比平常的页数要多。群益书社认为这一期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张耗费是平常期数的一倍，如果不加价的话，亏本太多了。陈独秀脾气率真耿直，认为虽然页数多些，实在不该加价，由此爆发了争端。虽经汪孟邹两边跑，两边劝，却终于无法调停而宣告决裂了。汪孟邹曾对此事说过这样的话：“仲甫（陈独秀）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在新青年社独立之时，群益书社曾经与其打过官司。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发端》里对此事也有记载：“新青年社由群益书局独立时，书局老板提起过诉讼，这是人众皆知的事。” 　　《新青年》自立门户后，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自然落到了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身上。当出版到第八卷第六号时，新青年社遭到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和封闭。于是，在1921年1月新青年社迁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出版了《新青年》的第九卷一到五号。1922年7月，在出版了九卷第六号后，由于经济、政治、人力上的原因，《新青年》不得不休刊。1923 年6月在中共三大后，《新青年》成为党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并由月刊改为季刊，一共出了四期，以平民书社名义出版。1924年12月又一次被迫休刊。1925年4月，《新青年》季刊又改为月刊，实际上未能如期出版，成了不定期刊。改刊后只出了五期，到1926年7月就停止发行了。 　　文化名人的新文化阵地 　　鲁迅是因为《新青年》杂志才和陈独秀交往的。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1917年）4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 　　其实在这以前，鲁迅就已经寄到绍兴家中给周作人看了。1917年1月19日鲁迅日记：“上午寄二弟《教育公报》二本，《青年杂志》十本，作一包。” 　　此后一段时间里，鲁迅了解《新青年》又是通过周作人为纽带的。因为周作人经鲁迅推荐，蔡元培邀请，来北京大学就职。 　　1917年夏秋之际，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1887-1939）和刘半农（1891-1934）不断敦促周氏兄弟给《新青年》写稿。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回忆说：民国六年（1917），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驾的钱玄同（用的是林纾影射小说《荆生》里面攻击他的名字“金心异”）的交谈。 　　不过鲁迅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倒是周作人很踊跃，不仅成了编辑部成员，而且已经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