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校园暴力防治措施比较研究.docVIP

中日校园暴力防治措施的比较研究 　　[摘要]校园暴力研究的视角经历了一个从心理学到社会学、从个体研究到群体研究的转向，“校园暴力丛生”现象的出现使得研究视角又转向了校园暴力的学校归因，包括学校的组织结构、人际关系、管理制度等方面。中日两国校园暴力在数量和归因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具有可比性。在对5所日本和中国的薄弱学校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两国学校所采取的防治暴力的措施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校园暴力；防治措施；中日比较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384(2009)08-0046-05 　　 　　对校园暴力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但最初的研究结果认为校园暴力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必须加以注意的时候；到1975年，美国司法部青少年犯罪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关于校园暴力的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校园暴力行为已达到引发危机的程度，已经严重威胁到教育机构实现其重要功能。此后，关注校园暴力的国家逐渐增加，到20世纪末，校园暴力已经被认为是全球性的社会公害。中日两国校园暴力在数量和归因方面具有相似性，因此具有可比性。本文在对5所日本和中国的薄弱学校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两国学校所采取的防治暴力的措施进行比较。 　　 　　一、校园暴力研究视角的转变：关注学校因素 　　 　　早期对校园暴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的生理和心理方面，比如：施暴者和受害者个体本能、染色体、荷尔蒙变化、人格特质与暴力行为之间的相关等。这种关注个体研究的视角很快受到了社会学研究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经济地位差异、文化差异、阶层差异等)才是导致校园暴力发生的主要原因。比如：Miller的下层文化冲突理论认为，下层文化社会中的青少年在合法的社会秩序中很少有机会获得成功，只能在下层文化中追求个人的地位与满足。下层文化社会中的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往往被中上阶层认为存在偏差或有犯罪倾向，他们通常以打架、对抗权威或社会正常体制来肯定自己，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校园暴力研究从关注个体的生理、心理方面转向关注个体所处的环境方面，从个体研究转向群体研究，从生理学、心理学的研究转向社会学的研究，大大拓宽了研究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者们发现了“校园暴力丛生”的现象。1990年美国学者Burquest、Farrell和Pease发现，1／3以上的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在12％的学校。1997年英国学者Lindstrom也从调查中发现，将近一半的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在8％的学校；2000年美国教育部和国家教育统计中心进行的“美国校园犯罪与安全研究”发现，50％的暴力事件发生在7％的学校，75％的暴力事件发生在18％的学校。大量的统计结果表明，大量的校园暴力事件集中发生在一小部分学校。 　　社会学理论偏重于从同类群体的社会背景进行归因，按照这一思路，“校园暴力丛生”是因为“不良”学生群体在数量上的集中(这里的“不良”是指在主流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主要表现在：学生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结构残缺，社会关系纽带不强，与主流文化存在差异和隔阂，学习成绩比较差等。根据社会学理论，这类群体比较容易发生暴力偏差行为)，即因为一些学校集中了大量的社会经济地位偏下、家庭教育功能较差的学生，这类学生属于“易发暴力”的群体，所以这些学校才会出现“暴力丛生”的现象。这种解释显然不尽符合实际，因此研究者们开始把视角转向学校层面，从学校的组织结构、人际关系、管理制度等方面来考察校园暴力产生的原因。 　　 　　(一)学校的科层制组织结构 　　米歇尔?福柯指出，学校类似于监狱和军队，作为一种“规训社会”而存在。在学校中，“用等级来规定人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分配形式”，“纪律创造了既是建筑学上的，又具有使用功能的等级空间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学校是由各种仪式、纪律、惩罚而支持的科层系统。学校，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依据国家法律规定的教育目标对学生进行教育，以使他们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人。学校的这种固有特征导致其必然会采取严格、统一的管理制度，对个体差异的容忍度较低。在中国和日本，这种情况尤为明显。 　　正是学校的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孕育了校园暴力行为。西方社会学家批评学校“虽然不完全是封闭的军事化的组织氛围，但却是一个以服从为主要特征的权威性机构，在这种氛围中发生学生之间的暴力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二)支配型的人际关系 　　东方文化的传统是推崇“师道尊严”，师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权力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这种权力支配的师生关系中，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的行为准则，这一要求不可避免地会遭到青春期学生的抵制甚至反抗。而维持纪律不仅是教师的任务，而且是评价教师的一个维度，教师会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