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屑于教学方法大学教改抹不去痛.docVIP

不屑于教学方法大学教改抹不去的痛 　　改革教学方法不仅直接关系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育质量提高，而且也是大学教育改变社会形象、树立好口碑的需要，是天理人心之所向。 　　尽管我国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一直在不断推进中，但其短板软肋现象一直明显存在。至于教学方法改革的小打小闹，乃至不屑一顾，早已成为大学教改的一大败笔。说句不中听的话，这绝不是要否定进步，而是本着“不虚美，不隐丑”的原则，再次提请大家作清醒反省：已是沉疴顽疾的落后教学方法，在大学里普遍积弊至深，如深渊万丈，无力自拔，说起来人人都厌倦，却还在大行其道；重要文件和讲话每每可闻对方法的贬抑声，但大多却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很少有人花大心思去实践，所以成了大学教改始终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认识与实践都在不断警示我们：不进行一场教学方法的颠覆性变革，不足以清除阻碍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一大屏障，不足以焕发大学教育的青春活力。 　　一、流弊久远深广的旧教学方式方法严重影响办学生气活力、阻碍大学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在中国，大学教学方法遭内外诟病由来已久，甚至称得上是模式僵化百年未变之困局。远的不说，即使是“文革”结束被公认为办学开始走上正规之后，对教学方法的不满之声也从未间断过。笔者清楚地记得，为庆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毕业，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亲自主持召集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代表进行座谈，既分享喜悦，又听取毕业生对进一步办好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建议。现今已是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当时作为北大法律系应届毕业生代表，在会上作了《教学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状况应当改变》的发言，他在肯定学校教学秩序正常化和重视基础理论训练等取得可喜变化的同时，着重对“学校教学崇尚空谈之风气较盛”[1]提出了批评。李克强指出：“这种风气在我们所受的四年教育中都存在。直至最后作毕业论文，文科的学生一般是关在图书馆里，阅读书籍，查看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推导，教师出的题目多是‘意义、作用、评价’之类的，……从理论到理论，颇有些像坐而论道。”[1]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培养学生，是难以全面适应“四化”建设对人才需求的，所以他呼吁对这种“把理论与实践截然分开的偏向，不能不引起注意”[1]。作为一名尚未离校的大学生，有如此体悟和见地，令听会者称道。时隔30余年后，北大的教改取得了新进展，如育人条件和环境不断改善、师资整体水平高、试点小班制教学（或大班上课小班研讨）等，但就整体而言，仍是旧方法旧模式占主导地位。两年前，北大哲学系有位教授曾对北大本科教学较普遍存在的“四多四少”状况深表忧虑，即“学生上课多，自学少；进教室多，进图书馆少；读教材讲义多，读名著原著少；被动接受多，主动钻研少”。绝非庸人自扰，这样的教学方法、培养模式难以实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要求，与一流大学应有一流育人模式的追求相去甚远。 　　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尚且如此，其他一般大学对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抱陈守旧更是见怪不怪，比比皆是。除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状还在加深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高校和民办高校仍然津津乐道于教师大班上课，照本宣科，单调乏味。即使有的教师运用了PPT教学，也只是课本内容的机械搬运，由黑板换成电脑屏幕，知识和智慧的传授还是生吞活剥的灌输，甚至是强硬灌注，恰似高压注射器注水入体，浮肿不止；学生被动接受似器皿，不经咀嚼不知其味，消化不良，虚胖残弱，个性化思维、好奇心广受压抑。特别是“应试教育”上传至大学以后，有些教师更是把考试的功利功能不断放大，用考题和考分做武器对付不听话的学生；很多学生也只为得好分和混文凭而学，热衷于书本知识或标准答案的死记硬背和考试技巧的获得。他们背诵了一大堆被灌注的用来应对考试的现成概念、名词和术语，养成了不用独立思考、不会提问更不会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坏习惯，对社会实践和真实世界的感知、反思和理性判别，几乎茫然一片。偏死的教学模式引导偏死的学习方法，直接制约着学生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还可能使价值观教育被边缘化，甚至自觉不自觉走向反面，即学到了被扭曲和误导的思维定式或价值观念。面对这种困境，有识之士从未停下呼吁之声，早在七八年前，时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的周远清教授就尖锐地指出：“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对教学方法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更为强烈了。如果大家天天讲创新、讲创新能力培养，而丝毫不去触动在人才培养中扼杀创新能力、创新知识的教学方法，那就等于自己骗自己。”[2]笔者也曾配合这些呼声作过分析：教学方法的变革，不仅直接关系到培养模式的创新、培养质量的提高，而且也是大学教育改变社会形象树立好口碑的重要看点；不善用科学方法施教的教师是可悲的；不能享用先进教学方法的学生是不幸的；大多数教师教学方法落后的大学也难能生机勃发[3]。呼吁归呼吁，但教改实践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对旧方法仍然念念不舍者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