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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格局下信息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范式 　　摘 要 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媒介素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信息化社会，小至个体与媒介的交互共生，大至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形象塑造和社会稳定，都与媒介素养息息相关。 　　关键词 公众介入媒介系统；媒介素养意义凸显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7）03-0149-02 　　“媒介素养”的重要意义不断凸显。信息化社会下，小至个体与媒介的交互共生，大至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形象塑造和社会稳定，都与其息息相关。曾经国内媒体热点“南海事件”和“赵薇事件”所引发的系列公众非理性传播行为，更反映出对国民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创造和生产、思辨的反应能力，以及利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1]。由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和体系，相比于发展迅速的网络媒体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转型，媒介素养研究和教育显得不相适应。因此，本文旨在梳理欧美和亚洲部分先行地区媒介素养的理念发展与体系建构，通过对“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联动协作”三种不同模式的解读，希望能为我国的媒介素养研究范式提供借鉴。 　　1 自上而下，政府主导――以英国为例 　　1983年英国教育科学部发表《流行电视与儿童》的调查报告书，同时组织教育界和媒体人士讨论如何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学校课程[2]。英国媒介素养教育强调教学与实践结合，以模拟某电影为例，学生需要组成电影公司，自己撰写剧本，寻找拍片导演和卡司，做预算，完成制片各项工作。在整个实践过程中，对媒体组织运作的流程产生全面深入的了解。 　　英国也是世界第一个通过立法要求监管机构推广媒介素养的国家。英国议会于2003年制定并通过了《通信法草案》（Communications Act），设立通信办公室（Office ofCommunication，Ofcom）统一对英国的传媒业和电信业进行监管[1]。Ofcom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大范围研究，调查新兴的媒介素养议题、媒介素养水平，并建立追踪调查，为媒介素养提升的规划提供基础资料的支持[1]；第二，培养公众媒介素养意识，发起一系列关于媒介素养问题的思辨；第三，标签选择。Ofcom鼓励清晰、精准和及时的媒体信息，并倡导普遍化的内容框架，以帮助消费者在知情的情况下做出媒介选择。 　　以Ofcom为领头羊的政府主导下，英国媒介素养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发展脉络。Ofcom是英国媒介素养特别委员会（UK Media Literacy Task Force）的监管者，后者是由英国电影委员会、BBC和英国电影协会（BFI）共同响应《通信法草案》关于促进媒介素养的成果。作为英国传媒典范，BBC也承担了媒介素养教育的职责，其中包括，帮助确保观众和听众理解媒体运作程序，以及如何利用媒体；确保“通过提供21世纪市民所需要的关键技能，知识和理解力，培育具有良好媒介素养的英国人”。 　　2 自下而上，草根力量――以加拿大为例 　　和英国政府主导的方式不同，加拿大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草根式”运动。1978年成立的媒介素养协会（简称AML）是一个由媒介教育者组成的草根性组织。该组织不仅邀请各界教育学专家和媒介专业人士组成智囊团，还举办了北美第一届媒介教育学研讨会。1986年，安大略省教育部和教师联合会邀请AML10位成员为教师们编纂《媒介素养：资源指南》，为媒介素养教育进入课堂打开了一扇大门，被视作建安大略媒介素养教育最突出的成就之一[3]。随着其影响日益壮大，AML最终成为安大略教育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加拿大另外一个重要的媒介素养教育组织――加拿大耶稣会士交流机构（简称JCP），则致力于为教育界、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和个人等提供资源和服务[4]。JCP执行主席约翰庞金特更是提出著名的媒介素养教育八大理念，被誉为“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之父”。由一群教育家创办的萨斯卡彻温媒介素养协会（简称MLS），成为萨斯卡彻温教师联合会（简称STF）的官方专业学科顾问委员会，该省所有教师都可以通过协会相互交流媒介素养教育的心得与资源。 　　在各种草根媒介素养教育组织的推动下，加拿大政府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度和参与度日益增加，并和社会各方产生联动。如今，加拿大是为数不多将媒介素养作为强制性义务教育课程的国家之一。加拿大各省的媒介素养教材，都由这些协会编撰完成，最终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中小学媒介素养教学构架。 　　3 联动协作――以日本为例 　　英国和加拿大的模式虽然方向相反，但最终的主导者都是政府。在某些地区例如日本，则始终以民间力量作为促进和实施媒介素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