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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视野中的电视问政 　　【摘 要】本文以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节目为案例，结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分析电视问政作为新闻评论的新形式如何建构新的公共领域。本文将围绕公共领域三大要素――“公众”、“公共舆论”、“公共媒介”，探析公众在节目中扮演的角色，问政中公共舆论如何形成的，媒体如何作为“公共舆论的载体”提供政府与人民交换意见的场所。 　　【关键词】电视问政 公共领域 新闻评论 　　2010年以来，针对城市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武汉电视台相继举办了多场电视问政节目，打造另一个有别于传统评论的舆论空间而备受瞩目。从央视索福瑞的数据来看，2012年6月26日节目播出之际，收视率较往常高出一倍多，最高接近1.6%。 　　一、公共领域与电视问政的概念及特点 　　1、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一词最早见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于1962年出版的其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部学术论著并没有就“公共领域”下明确的定义，在另一篇题目为《公共领域》的论文中，哈贝马斯有如下表述：“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 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构成， 在这些对话中， 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 形成了公众。”由此可知公共领域是为公众服务的，公共领域中意见的表达是公开的、自愿的，其议题必须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 　　2、电视问政 　　“问政”一词出自于《礼记?中庸》，意为咨询、讨论为政之道。电视问政就是以电视为载体，反映观众、专家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质询及评议。电视问政的特点在于问政的直接性，邀请官员上节目，聆听公众意见，接受专家点评，场内观众对电视节目中已曝光的问题拿出说法，给出承诺，最后举牌作出评价，笑脸牌表示满意，哭脸牌表示不满。 　　不同于一般的问政，电视问政实质上就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新闻评论。问政关键在于“问”，此问非一般的询问、慰问，而是带有批判性的责问、质问，是观众、特邀评论员针对节目中出现的新闻事件犀利、尖锐地评论。 　　二、公共领域的“三要素”在电视问政中所扮演的角色 　　1、公众是公共领域的行为主体 　　公共领域理论中所指的“公众”是超越个体及利益集团之上，不受国家、政党或其他政治势力控制的私人自愿组织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公众”。从哈贝马斯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的“公众”理念带有理想化的“乌托邦”倾向。关于这一点， 魏斐德曾经打过比方：“公共领域之于哈贝马斯就如同新教伦理之于韦伯，它是一个社会哲学家的理想类型， 而不是一个社会史家对现实的描述。”哈贝马斯对“公众”的解读带有西方政治话语的痕迹，并非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但研究时可取其宽泛意义上的“公众”，即自愿讨论公共事务的社会民众。 　　电视问政的成功就在于它能否聚焦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中最密切的民生问题。节目中，作为公众群体的市民广泛参与，嘉宾来源广泛，既有被节目组邀请的，也包括百步亭分会场的社区居民和武汉大学分会场的55名大学生，此外更有难以数计的广大市民通过视频连线、电话采访以及网络留言方式参与，为武汉的发展献计献策。 　　2、公共舆论是公众意见的最终表达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舆论是建立在批判意识的基础上，是公众对公权力的监督、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意见。由此可知，公共舆论首先是在公共领域中公开讨论，经过意见整合最终形成的。其次公共舆论是建立在批判性与理性基础上，批判性否定了仅仅是同意的、赞成的舆论，它是对现实具有洞察力的反思与质疑，理性地扬弃了公共意见中偏激、情绪化的那一部分，舆论从而成为公众智慧的结晶。 　　在电视问政第二场有这样一个片段，市民侯先生因拒坐黑车被打，当地公安局却以火车站摄像头尚未安好为由拖延办案。节目播出过程中，尽管公安局长作出解释，亲自起身道歉，但场内外观众几乎全都举起哭脸牌，评论员点评也丝毫不留情面，足以说明问政绝非某和稀泥式的政治作秀，而是让官员走向前台接受场内外嘉宾与评论员带有批判性的质问，确实把“治庸问责”落在实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亲自到现场鼓励节目组人员，“我特地来给大家撑腰、鼓劲。节目在保持犀利的同时一定要坚持做到不作秀、不回避问题、不遮遮掩掩。对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绕道走’，哪怕让台上的领导干部难堪一点，也要问”。 　　3、公共媒介是公众表达意见的公众场所 　　公共领域的最终构成要素是公共媒介，公共媒介提供公众场所，使公众的意见能够顺利、有序地表达、讨论乃至最终成形。它在公共领域建构中发挥以下作用：一是公众通过媒体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意见；二是传媒汇集大众观点，增强公众凝聚力，为政府民主决策、科学执政提供准确的民意参考；三是政府通过媒体构建新的公共领域，树立自身公开透明形象，塑造民主宽容的政治环境；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