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与史官文化.docVIP

PAGE PAGE 1 老子与史官文化 　　老子生活于春秋战国之际，他的思想对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既有继承也有创新，我们可以从史官文化的角度来看。 　　第一，从老子的身份来看，他是精通礼的东周王朝史官。《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傅斯年认为《汉书?艺文志》说九流十家出于王官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人都是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当一个特殊的时代凭借一种特殊的职业而生。而史官由于为朝廷做记录，能够明澈世事，又由于可以看到藏在官府的典册，所以能成就多识前言往行、深明世故精微的人。因此，说道家出于史官是顺理成章的。在中国古代，史官群体是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他们广泛参与政府的各种活动和重要的宗教事务，负责进行文字记录以及文献的保管、整理。史官的职责和礼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礼是氏族贵族维护其统治的一种特别的政权形式。《周礼?春官宗伯》中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五种分工不同的史官。柳诒徵《国史要义》说：“总五史之职，详析其性质，盖有八类。执礼，一也。掌法，二也。授时，三也。典藏，四也。策命，五也。正名，六也。书事，七也。考察，八也。归纳于一则日礼。……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则命官之意，初无所殊。上溯唐虞，下及秦汉，史官源流，历历可循。” 　　老子做过东周王朝史官，负责掌管王室所藏的图书典籍，相当于东周王朝国立图书馆馆长。从史官与礼的密切联系可以看出，老子本人是精通礼的，他对礼有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因此才能说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这样的话。 　　第二，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老子》书和古代记言的史书有密切关系，它侧重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理论思索。春秋战国时代国史的记载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第一种只记某时有某事发生。如《左传》哀公二十五年，齐太史记：“崔杼弑其君。”这种形式是从甲骨文的记事形式发展而来，《春秋经》、《竹书纪年》继之。第二种形式是写出史事的过程。如《韩非子?奸劫弑臣》引崔杼事，详记崔杼杀齐庄公的原因和当时的情况。《左传》记王子朝之乱，从鲁昭公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按年月顺序一一记之。第三种形式是记言，或以记言为主，或记事又记言。这种形式在《左传》、《国语》中多有之。《左传》中史官记言的文字，如：“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文公十五年)史佚有言日：“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僖公十五年)《国语》中记言的文字，如：“先王之令有之日：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匪彝，无即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国语?周语中》)“礼志有之日：将有请于人，必先入焉。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国语?晋语四》)诸如此类的言论都是对历史所做的理论思考与总结，《老子》书与这些侧重于理论思维的历史记载方式有内在的联系。作为东周王朝征藏史的老聃把自己对历史兴衰所做的深刻反思记录在《老子》五千言中，柳诒徵《国史要义》说：“老庄之学，最深于史。病儒者及史家之持空名，而为奸宄所盗也，则以礼教名义为不足恃。”老子告诫适周问礼的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可见老子对历史的思考不拘泥于对具体历史事件和知识的记述。《老子》第四十八章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他提醒人们不要局限于追求细节，失去反思和批判的理论思维能力。 　　第三，史官文化及其思维方式推动老子思想向深入发展。史官的职务范围比现在所理解的历史工作者的任务宽泛得多，而且还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史官思维是在对诸多历史事件的思考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历史事件是中性的、孤立的、零散的，而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解释则是有机的、构造的、系统的。这就是说，有意义的历史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对史实本身进行解释，还需要对解释史实所贯彻的精神进行反思，这就要求史官认识自己和自身所处的环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为只有具备深刻思想和理论内涵的历史记录才是有价值的，从这种意义来说，史官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隋书?经籍志》)称职的史官必须对天文、地理、人事有系统深入的看法，对过去、现在、未来有深刻的洞察，对现实世界有整体的把握。老子的思维方式受到史官文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纲领，把天地人统一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