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之际官僚贵族世袭特权法律化、制度化看士族门阀.doc

从魏晋之际官僚贵族世袭特权的法律化、制度化看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马志冰 魏晋之际，法律制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官僚贵族世袭特权正式法律化制度化。它的出现作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显著标志，不仅直接影响到后世封建特权法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两晋时期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而改变了中国三世纪以后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 一 魏晋之际，官僚贵族世袭特权的法律化制度化，具体表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司法等各个方面。就其世袭政治特权的法律化制度化而言，可以曹魏初年颁行的九品官人法为其滥觞。 我们知道，两汉以来的官吏选拔任用制度，主要实行察举征辟制。这种制度是以地方基层乡里组织为单位所进行的“乡举里选”[①]与“乡邑清议”[②]为基础的。但是，东汉末年，由于长期战乱，广大民众纷纷避难逃亡，“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③]，地方基层乡里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在这种“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及“士流播迁，四人错杂，详核无所”[④]的情况下，要想继续实行或恢复两汉以来传统的“乡举里选”与“乡邑清议”，选举用人“必先核之乡闾”[⑤]，发生了极大困难，已是不太可能。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根据当时存在的客观现实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进行新的变革改创。为此，延康元年（220年），曹丕即魏王位后，采纳吏部尚书陈群建议，正式颁行九品官人法[⑥]，“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以解决当时“人士流移，考详无地”[⑦]的社会问题。 九品官人法，亦称九品中正制，即分别在每“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以便为吏部的选拔任用提供一个“凭之授受”[⑧]相应官职的参考依据。按照九品官人法的有关规定，各地中正在品评人物时，主要是根据被品评者的出身家世、道德行状及才能大小等诸项指标，为其评定一个相应的品第等级。这种品第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故称九品。当然，取得中正所定品级，仅仅只是获得了一个可以担任相应官品职务的预备资格，能否真正担任该官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尽管在一般情况下，被中正评定的品级越高，担任高级官职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也不是被中正评定的品级不高，就绝对不能担任高级官职。这是由于九品官人法颁行初期，中正定品与吏部任用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并不完全是一致的，而且当时的人们也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出任某种官职，并非一定都得事先获得中正评定的相应品级。例如范阳的张华，是否曾被中正评定品级，其具体品级的高低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少孤贫”，曾被列为“庶族”[⑨]来看，其应评定的品级是不会高的。然而，他却在魏晋之际先后升任中书监、令及司空等要职，官至宰相高位。 九品官人法最初创立的本来目的，原只是为了代替汉代的“乡举里选”，由中正来行使“乡邑清议”之职，“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⑩]。在刚刚颁行之初，也确实做到了“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11]。但是，由于各级大小中正例由担任中央官职的各地富室强宗兼任，且人物的品评标准又增加了出身家世和道德行状两项内容，久而久之必然带来两方面的恶果。 一是各级中正为了维护本阶级自身的长远利益，在品评人物时，愈来愈注重被品评荐举对象的出身家世这条标准，以保证将本阶级的后继人士推选上来。在魏晋之际，这条出身家世标准并不像后来那样，是指远祖的官爵名位或门第阀阅，而是仅仅凭借当朝当政的官位权势。因此，九品官人法便由起初的“以才品人”，“论人才优劣”，逐渐蜕变为“徒以凭藉世资，用相陵驾”[12]，“遂计资定品”，“唯以居位为贵”[13]。所谓“计资定品”，即“计官资以定品格”[14]，亦即以当朝当政的官职权势地位为确定品级的衡量标准。正是由于这样，才产生了中正定品“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15]的现象。这种现象发展下去，造成了“岁月迁伪，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16]；“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17]；“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8]的局面。中正品评荐举人物，完全摈弃了本人的才干能力因素，纯粹以其出身家世的官职高低、权势地位为衡量标准。正如《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举士》所指出的那样：“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 另一方面，各级大小中正均由中央官吏兼任，又使中正的权势日益扩大，开始由起初的“平次人才”[19]，“铨第等级”，“区别人物，第其高下”[20]，唯“论人才优劣”，发展到直接干预乃至左右官吏的选拔任用。于是，又出现了“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21]；“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