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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应用 　　摘要：休谟“同情”原则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现代价值，在价值观教育中具有引导、整合、凝聚、开发等功能。“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应用的主要难点有限度与分寸、群体与个体、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的结合等问题。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发挥“同情”原则的作用：树立价值观教育的和谐理念；融合主导性与主体性教育：吸收多元文化的思想精华；结合情感渗透与现实关怀等。 　　关键词：休谟；同情原则；价值观；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0)02－0095－04 　　 　　在休谟的道德学之中，“同情”原则是人类道德情感的主要发生方式。休谟认为，“同情”是“人心之间相互沟通、整个社会达到和平和秩序的根据”。这种思想对于道德领域中的价值观教育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同情”原则的现代价值和功能 　　 　　所谓“同情”原则就是“人心天然具有的一种情感，其本质是一种与他人的同胞感，或者毋宁说是作为我们人的本性的‘人性’或‘人道’；它把社会性的自然情感和人为设计的有用性或公共效用同每一个人的快乐和不快的感受相联系而引发出快乐或不快的情感，由此而使它们获得作为社会性的德性的价值，并使单个人与单个人之间、单个人与社会之间达到沟通、和谐和秩序具有一个可靠的基础”。鉴于休谟认为社会性德性，不论是自然情感还是人为设计，其确立都借助于“同情”，所以，这里分析休谟“同情”原则的现代价值，将结合休谟的自然情感如仁爱、人为设计如正义等一并分析。 　　 (1)政治价值。休谟认为，自然情感中“仁爱情感的价值至少一部分来自其促进人类利益和造福人类社会的趋向”。目前，转型社会的价值观更多地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仁爱情感能够将传统价值观的整体性和现实超越性与现代价值观的个体性和世俗性加以融合，从而有利于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传播和现实政权的统治。可以说，无论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政治主张和选择倾向如何，仁爱都会发挥其内在的协调价值，能够使政治统治更加巩固，政治意识更加深入，政治关系更加和谐，政治发展更加完善。当然，这种价值的发挥还需要统治阶层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应用，否则就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2)经济价值。市场经济在运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物化”的表现和特征，最突出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沦为完全的利益关系，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成为生活的指导原则，整个社会和每个社会个体变成效率的工具，而处于持续的紧张精神状态之下。休谟指出，“像人这样的一个被造物，不可能完全漠不关心他的同胞被造物的幸福和苦难”。“同情”原则强调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心，现代经济伦理中如果没有这种关怀的存在，最终会使人不能摆脱被异化的命运。社会主义要想克服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与不足，必须在其发展过程中渗透“同情”与关怀，调整价值取向的偏离，摆脱工具理性的思维束缚，将人文精神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才能实现深入持久地发展。 　　(3)文化价值。任何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对文化本身的尊重和理解。反过来说，文化要想能够长久地流传下去，就必须能够影响人。休谟认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无论我们反思或谈论什么，一切事物总是呈现给我们以人类的幸福或苦难的景象，并在我们胸中激起快乐或不安的同情活动”。也就是说，正是“同情”心得以使我们能够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尊重其他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科技化、信息化的时代，“同情”原则使我们能够继续对民族文化传统抱有敬意，并深入挖掘和发扬其深刻内涵；对世界多样文化持有包容，并兼容并蓄，不断创新，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谐与繁荣。 　　(4)社会价值。休谟在论述人为设计的社会性“正义”时，提出“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惟一起源”，“正义这一德性完全从其对人类的交往和社会状态的必需用途而派生出其实存，乃是一个真理”。也就是说，正义产生于人类的必需。正义的根源在于“维护社会的和平和秩序、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种需要和目的”。从这个意义上引申，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使得不同群体在日益市场化的社会交往关系中，共同进入了利益博弈时期。“正义”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大到国家与民族之间，小到个人之间，都能够起到凝聚人心、促进交流、加强沟通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同情”原则的影响是无形的，它的价值不能被人们所直接衡量和买卖，但每个人都可以用心灵去感受它。概括的说，“同情”原则在价值观教育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1)引导功能。吉登斯指出，现在是“一切个人的便是政治的”的实用主义世俗化时代，也是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人们过去把国家利益作为牢固生活信念的基本支撑，如今却被市场体制变革与社会现实利益所遮蔽，国家利益以往所依赖的意义解释系统本身受到了来自知识理性和生活理性的双重质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物化，价值冲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