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管理促“高产”.docVIP

知识管理促“高产” ??? 澳大利亚统计局是澳大利亚国家级统计机构。其宗旨是在国家与社会内辅助和促进基于信息的决策、研究和讨论。澳大利亚统计局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版机构，拥有数百种印刷本出版物，并开通了包括20万页内容的网站。 　　 采用知识管理的原因 　　 澳大利亚统计局钟情于知识管理的原因很简单——该局希望自己能够尽可能地“多产”。由于该局的大多数员工都属于“知识型员工”，该局希望寻求有效的工作管理方法来帮助其员工共享其知识。 　　 澳大利亚统计局不仅特别关注那些围绕知识管理定义展开的各种讨论，而且还非常关注来自“知识管理社区”的各种框架和创意。并对那些有价值的创意进行付诸实施。澳大利亚统计局的信息管理和知识管理都与技术有不解之缘，大量早期的卫星和网路计算方面的经验使管理层可以开发一种理想的人机交互系统。 　　 澳大利亚统计局尤其对那些可以激发各种工作灵感方式（有利于创新和创造）的技术非常敏感。通过把这些技术与该局的具体业务相整合，澳大利亚统计局极大提高了其生产力—使该局与其工作人员始终站在最前沿而不是落后于统计信息的需求。 　　 为了能够促进该流程，该局对知识管理系统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系统—澳大利亚统计局企业架构，该架构整合了该局的知识框架，尤其是集成了该局的业务系统。 　　 不断发展的知识管理策略 　　 早在1993年晚些时候，一种显性知识策略（称为澳大利亚统计局对象管理策略）就与Lotus Notes集成在一起被采用。对于“对象”的强调，反映了澳大利亚统计局在管理对象（任何类型）和描述对象的信息（元数据）方面的兴趣。 　　 该策略集成了一种简单的知识管理框架并且明确了知识管理文化和技术要素，澳大利亚统计局高级管理层认为通过培育一种基于交流、协作、自动化工作流、有效资源发现、渴望知识交换的工作环境对于促进该局的知识管理非常必要。 　　 该策略详细明确了底层技术能够/不能够做的范畴，并将其定义为一种底层的驱动力。 　　 当澳大利亚统计局在1990年代早期寻找一种办公计算环境的时候，它认为自己需要的是一种能够提高组织和员工生产力的平台（一种知识型工作方法）。 　　 直至今日，澳大利亚统计局仍在通过开发技术和人们与之交互的方式来不断提高生产力。 　　 该对象管理策略在2000年的时候被澳大利亚统计局知识策略所代替。2000年策略对于目标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但仍然在探寻一种“知识型工作方法”。 　　 2000年策略的重要特点就是鼓励一系列激励探寻共享理念发展的信息行为。该局的所有员工都在关于该局的入门第一课“桌面导读”中被宣贯这些原则。 　　 一种认同信息共享的组织文化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文化总的来看是一种鼓励知识管理的文化。员工们希望在澳大利亚统计局里能够获得长期而多样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乐于接受来自文献存档和共享的效益。 　　 任何一个在组织内部轮岗的人，都会对帮助他们适应新的岗位的良性的知识型价值观所感动和感到欣慰，这种文化同样鼓励他们为后来者提供类似的帮助。 　　 并且，澳大利亚统计局还鼓励采用一种协同（即非竞争）的方法来工作——利用开放性的多学科和专业构成的团队，并且强调采用一种“集体方法”。 　　 这就意味着工作组之间非常乐于与其他人共享他们的信息和知识。 　　 知识框架 　　 澳大利亚统计局管理知识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简单性。1993年，该局就采用了一种管理知识的框架，其中将信息和知识分为三类：企业级、工作组级、个人级。 　　 所有的沟通/工作/信息/知识都被认为是在这三种情况下产生和实现的。澳大利亚统计局鼓励员工只在前两者中工作：工作组或全局范围。在这些领域内的工作所产生的信息可以被管理、支持、发现并作为集体财产进行共享。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知识行为和激活工具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支持工作组和该局内部的工作。那些被开发出来用于支持个人层面工作的工具在辅助个人与工作组，或公司环境中进行沟通和转换方面也做了着重考虑。 　　 这种方法的一个成果就是澳大利亚统计局只要管理那些在全局和工作组环境中的知识—忽略那些个人级的内容就可以完成记录管理的任务。 　　 信息行为　　 为了支持该知识框架，该局还开发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员工创造信息，鼓励运用和共享的个人/工作组/公司的知识管理行为。这些行为明确了那些支持知识型概念工作的各种工作实践。包括： 　　 ◆ 尽已所能探索、复用和构建现有的知识 　　 ◆ 为确保能够拥有快速有效地定位信息的技能而努力 　　 ◆ 识别那些需要共享知识的工作组 　　 ◆ 参与工作组知识的维护，帮助他人存取这些知识 　　 ◆ 推广信息共享的效果 　　 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