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示.docVIP

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传统文化，其注重外在规范与自律慎独相统一，注重传播内容和方式贴近人的心灵情感，注重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开展教育，这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统文化 传播内容和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离不开我们民族的精神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诸多方法上的启示。例如，传统文化在教育上既注重外在约束的力量，也强调道德自觉；教育活动和内容贴近心灵情感，注重生活化、细节化，注重道德认知和道德践行相结合。传统文化有效的传播方法是其能够深入人心、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的传播方法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启示意义。 　　一、传统文化重视外在规范与自律慎独相统一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高度重视外在规范与自律慎独相统一。外在规范主要是通过规约、引导和熏染，自律慎独指的是发挥人的自觉性，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儒家以“性本善”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认为人有“四心”，人的价值及其实现必须依靠自我力量。因此加强自身修养是完全可能且必要的。孔子强调“吾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认为道德的养成主要依靠个体自身的努力。孟子也反复强调反求诸己，弘扬“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意识。无论是成仁取义，还是赞天地之化育，自先秦儒学至明清理学，高扬个人道德实践的自觉性是一以贯之的传统，而其最高境界即是慎独。中国有“四知堂”的千古美谈，正是自律慎独的典范。杨震一言“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充分体现古人对自身道德修养的严格要求。 　　传统社会还通过法律、家法、族规等强制规范推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儒家认为“百善孝为先”，与这一道德观念相对应的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法律意识，不孝是最大的罪行。在商朝，“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这是比较典型的伦理法律化现象。违背了“孝”这一道德要求，不仅要面对舆论的谴责，而且要受到严厉的刑罚。道德的法律化，使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更强的规范性。除了国家法律，乡约、族规、家法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私法的作用，具有很强的震慑力。这种礼法高度融合的做法，一方面使道德价值具有普遍的社会文化意义，巩固了道德价值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规范守住了道德的底线，为道德价值的培育创造了较好的社会环境条件。 　　实现道德教化的另一重要步骤是树立道德标准，发挥榜样的作用。孔子提出“克己复礼”的道德原则，把“周礼”视为人们道德行为的标准和规范。他把尧舜禹汤文周等圣贤君子作为人民恭敬效仿的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认为统治者以身作则教化百姓比严酷的法令更加有效。 　　外在规范与自律慎独相结合的道德养成路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方法借鉴意义。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离不开统一的规范和参照。这些规范要求不仅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明确的标准，而且能够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和践行。比如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共中央号召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等等。同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各个行业根据时代要求和自身特点制定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和具体行为准则，以满足不同群体的生活实际和心理需求，让人们在具体的工作和生活中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从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在重视外在规范、道德标准、榜样力量的同时，当代中国人在利益多元、文化思潮相互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必须加强自我约束，完善自身人格，提升道德修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转变为个人自觉的追求。这也是社会文明化的必经路径。 　　二、传统文化传播注重大众化、社会化 　　教育内容是否符合受教者的接受水平和心理需要直接影响传播效果。我国先贤发挥聪明才智，对抽象的道德教育内容进行艺术加工，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大众化、社会化，得到民众认可和拥护。 　　其一，利用比喻。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曾用比喻：“今以国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与不肖相去远矣。”（《韩非子?难势》）生动地诠释了权势、号令、刑罚的三者关系，以及君王贤德的重要性。孔子讲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形象说明了“仁政”凝聚人心的作用。这些例子还有很多，添加比喻为受传者理解传播内容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