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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生活世界” 　　2015年8月，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王蒙以其描写边疆生活的《这边风景》获奖，于是，王蒙的新疆生活与创作实践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新疆，之于王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提供了怎样的文学视野，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作为小说家的王蒙？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将目光回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审视王蒙创作于此时的《在伊犁》系列小说。 　　1983年，王蒙在第6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副标题是“《在伊犁》之一”，这标志着他开始有计划地回望十六年的新疆生活，由此拉开了《在伊犁》系列小说的序幕。此时，他刚刚调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在倡导杂志兼收并蓄的同时，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开始了另一套笔墨的写作。王蒙曾经在自传中回忆了这一时期的情景：“我对这种审美和评价文学作品上的单打一现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从我自己做起，从我的编辑工作做起，也从我个人的写作做起。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尽力多几套笔墨。多几套写法。这个期间我写了歌功颂德，歌唱新时期的新变化的《青龙潭》，孙犁同志来信说此作的内容好，语言也好。我也写了偏重写实的《相见时难》，我在小说中通过一个人物提出了是解放还是解体的问题，陆天明来信说，提出解体的问题，其意义如同第一个人吃了螃蟹。我写了偏重新潮的反映青年人的思绪和生活波流的《深的湖》，写了象征的以物为主角的《木箱深处的紫绸衣服》，又开始了相当纪实的系列小说《在伊犁》的写作。”①为什么在推出“集束手榴弹”的三年之后又尝试回到“纪实”的领地，王蒙语焉不详，但可以从此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寻到些蛛丝马迹。 　　不能不提的是发生在1982年的“现代派”风波。1981年，高行健出版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引起了青年作家的关注，《上海文学》于1982年第8期发表了冯骥才、李陀、刘心武三人的《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和《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引起了文学界关于“现代派”的讨论。此后，主流意识形态将“现代派”的讨论进一步升温，演变成一场“风波”。作为“新时期”文坛的领军人物，王蒙自然不能置身事外。早在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发表通信之前，王蒙就于1981年12月23日给高行健写了一封信，后来以《致高行健》为题发表在1982年第2期的《小说界》上。在这封信里，王蒙的态度颇可讨论，一方面，他认为高行健的这本书“确实是论及了小说技巧的一些既实际、又新鲜的方面，使用了一些新的语言，带来了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路”②，但同时他本人又对此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他敏锐地意识到，“外来的东西一定要和中国的东西相结合，否则就站不住”③。这既是从艺术角度出发的“真知”，也是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出发的“卓见”。在信的末尾，他预言说，“它将引起相当激烈的争论”④，然而，事态的发展并未如王蒙所想象的限制在“艺术技巧”的范围内，而是成了此时文坛意识形态争论的“晴雨表”。王蒙日后在自传中称“此次我国的现代派风波，带有给刚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王蒙一个下马威的色调”⑤。是否文艺领域的争论都跟盘根错节的人事恩怨有扯不清的关联，这一点不好说，但起码可以看到，“现代派”风波在王蒙内心所掀起的不小的波澜。这势必对王蒙写什么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于是就有了“在伊犁”系列小说。李美皆在《“晚年丁玲”研究》中谈到《杜晚香》时说：“考察作品时，不能与具体的人分离，更不能与具体的时代背景相脱离；以超越于时代的绝对标准来衡量文学，会导致结论简单化。如果单纯从文学的角度去考虑，丁玲未必会以《杜晚香》去亮相。但是，这一亮相被她附加了别的内涵，是文学亮相与政治亮相的合一。也许正因如此，她的亮相之作才变得举轻若重，反而更难达到理想的水准。将二者统一起来，一向是难以产生理想之作的。”⑥诚哉斯言，对于1980年代初置身于政治漩涡中心的作家作品，大抵都得做这样的考察。对于王蒙更是如此。当《杂色》得到高行健等人的欣赏，却遭遇胡乔木的批评并希望他“少来点现代派”的时候，在写什么上，王蒙其实是颇为踌躇的。继续“少共”的写作，固然能得到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但正如李子云直言不讳地说出的那样，“你不应再如此‘三十年’‘八千里’地写下去了。稍后出现的小克（《如歌的行板》）、翁式含（《相见时难》），都让人感到他们在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与曹千里有某种类似”⑦，寻求创作的突破对于王蒙而言迫在眉睫。可能对于《杂色》的创作启发了他，他可以回到度过了十六年的新疆，写一些少争议的题材，舍掉《杂色》里各种炫目的技巧，回到最朴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重新?出一条抒情的新路。 　　这得益于王蒙不同于“五七”一代的特殊经历。在自传中，王蒙对去新疆的解释是为了继续写作。“我是一个刚刚露头就被砸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