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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转化李泽厚对传统儒学的反思及其局限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泽厚对传统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并探讨其现代转化的路径。通过解析其哲学基础，结合李泽厚所处的时代、思想背景。李泽厚对传统对传统儒学的反思的意义及其局限才能得到同情地理解。 　　关键词：李泽厚：传统儒学；现代转化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130-04 　　作者：郭景华，怀化学院中文系教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上海，210062 　　 　　如所周知，李泽厚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思想史、美学和哲学领域。综观李泽厚的学术活动轨迹，由中国思想史开端，进而是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和马克思哲学，最后回归到中国儒学，其演进轨迹耐人寻味。 　　经过自近代百余年以来古今中西文化的碰撞、撕裂的中国人，尤其是经过“文革”思想浩劫的学者，十分明显地感觉到了精神、信仰的无家可归。海外现代新儒家自身也认为，由于失去制度化个根基，儒学业已“花果飘零”(唐君毅语)，变成所谓的“游魂”(余英时语)。在李泽厚看来，中国当代思想的建立不可能西化，即不可能奠基在古希腊文明和中世纪基督教精神基础上，但也不能回到新儒家宣扬的孔孟陆王的“心性之学”。职是之故，当人们在他的启发下大谈主体性时，言必称康德或萨特时，李泽厚自己却又告别康德，走向了反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历程。“应该站在广阔辽远的历史视野上，站在中国民族真正跨入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文明与全世界文明交溶会合的前景上，来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仁学结构进行新的研究和探讨。这样，对孔子的再评价，才有其真正巨大的意义。”事实上，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孔子再评价》没有辜负李泽厚的期望，它在李氏整个传统文化研究中应该可以算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此文中提了许多新颖的概念，如“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文化心理结构”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其独特的学术视野。李泽厚抛弃了当时学界纠缠不清的关于孔子生活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而是将孔子放在中华传统铸型之初以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背景下评价孔子及其学说。其中，“汉民族文化一心理结构”、“道德主体性”等概念，对儒家礼仪制度的人类学探究，孔子思想中的忽“礼”而推“仁”，对孔子“仁”的结构主义分析，凡此种种，都显示了李泽厚孔子研究的与其建构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精神联系。李泽厚通过对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的考察中，认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自孔子“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内在自觉”形成“心理本体”始，其间经由孟子、汉儒，直至宋明理学，无不指向其主体性哲学之核心一心理本体建构。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李泽厚给予很高评价，“由于宋明理学细密地分析、实践地讲求‘立志’、‘修身’，以求最终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志结构，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在世界思想史上，大概只有康德的伦理学能与之匹敌或相仿。康德著名的墓碑：‘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与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表现人类主体伦理性本体的崇高上，是同样伟大的。人的本质，一切人性，并非天生或自然获得，它们都是人类自我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整体说是这样，对个体也如此。……与康德不同的是，康德的道德律令具有更多的可敬畏的外在性，宋明理学在理论上却保留了更多的人情味。在康德，是本体与现象界、伦理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分裂：在理学，是赞化育，与天地参的情理谐和、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以建立区别于动物的人类本体，在精神空虚、价值崩溃、动物性个体性狂暴泛滥，真可说‘人欲横流’的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有没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宋明理学的理论成果和世界意义，是一个尚待深究的题目。” 　　李泽厚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系列研究论文的发表，学术界，特别是青年一代学人便非常敏感，认为他的学术立场已经背离了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时的批判向度，思想业已趋于保守。1986年，李泽厚专门撰文澄清，不乐此誉。但是90年代中期后，对于有人目之为大陆当代新儒家，他欣然接受。但是他同时多次强调，他和现代新儒家是有很大差别的。 　　这种差别就表现在关于传统儒学的认识和现代性的转化上。在80年代，李泽厚不仅反对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的理解，“如果仅以孔孟程朱或孔孟陆王作为儒学的主流和‘正统’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程朱陆王所发展或代表的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儒学生命力远不仅在它有高度自觉的道德理性，而且还在于它有能面向现实改造环境的外在性格。这就是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命题为代表的方面。”如果说，孟子、《中庸》和宋明理学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