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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证模式阻碍之探究 　　摘 要：刑诉法于2012年经历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大手术”，经过修订后的新刑诉法在人权保障、证据适用、审判效率以及监督意识方面都有较大程度改进或完善。同时，随着“口供中心主义”写入历史，其长期以来“证据之王”的光芒将趋于黯淡。面对新刑诉背景下证明标准的变迭，为了更加有效推进新刑诉法的施行，同时为了继续捍卫司法公正之权威，需对传统证明模式做出合理化的相应调整，取其精华而去之糟粕，突破思维定式，寻求更合理、适宜之路径。 　　关键词：刑事印证；证明模式；非法证据排除 　　刑事司法的证明活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关于其证明模式之探究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充足有效的重视，亦或是由于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出奇地一致性所导致看似并无深入研究的价值，实则不然。所谓“印证”，是指两个以上的证据在所包含的事实信息方面发生了完全重合或者部分交叉，使得一个证据的真实性得到了其他到案证据的验证，“印证”并不是指单纯一个证据对案件事实或信息的简单揭示，而是描述了两个以上证据相互之间的验证关系。证据不论是由控方提出还是由辩护方提出，由于长期以来的司法办案传统的导向作用，对于主审法官而言，若能做到使得双方证据大部分甚至完全能够重合并导致同一性的结论，那么这个结论无疑是最接近我们所追求的事实，即我们一直所谓的无限于接近“客观事实”的“法律事实”。虽然也许无法完全还原客观事实，但是起码可以使得法官内心得以确信，倘若日后涉及查究问责，在表面上看也是经得起推敲和检验的。 　　1 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的特征 　　（一）从“口供中心主义”到“口供适格主义” 　　一直以来传统的印证证明模式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做的口供的价值提升到至高地位，此举鉴于以上二者往往是犯罪行为的实施或亲历者，对于案件真实面目的了解要远远多于任何其他个体，进而其对于案件回顾的描述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按常理推断，他们所做出的口供（前提是要保证口供的真实性）几乎可以全面还原案件，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查明真相。也正是因此，各办案机关长期以来主要看重的就是对口供的获取，虽说单有口供不能定案，但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与案件处理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侦查环节，办案人员往往在提炼了嫌疑人所提供的口供之后，利用此来顺藤摸瓜，获取其他证据材料，由此，“口供中心主义”被推而广之，口供也就毫无悬念成为了“证据之王”。 　　鉴于口供对于案件侦破的关键性作用，获取口供也就成为刑事诉讼中最重要的环节，即使案件到达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均同样以口供作为中心，主要即审核其他证据能否与口供相呼应，达致印证。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在一个案件中往往对嫌疑人、被告人录取多份口供，即使到了不同环节也要重新录口供，其目的就是在于确保所获得的口供的稳定性与统一性。然而，物极必反，在认识到口供的重要作用之后，司法机关往往为了获得口供而不择手段，侦查流程也变成了依据口供去获取其他证据来反过来印证口供，甚至出现为了使得口供与办案人员已经掌握的证据相对应而强制、迫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来“调整”自己的供述，直到与办案人员所“设置”的结果相一致为止。倘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配合”，司法机关就会主观认定其认罪态度不好，更有甚者采取刑讯、暴力的方式来达到自己主观的目的。新刑诉法第54-58条为新增条款，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明确予以排除。如此一来，更大程度保证了当事人口供的真实性以及合法性，整体上由口供本身作为证据的中心地位转变为强调口供获取来源以及形式的适格性。 　　（二）唯相互印证方可定案 　　孤证不能定案的思想，是我国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在定案问题上的典型反映。而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已经规定了若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话，则不能定案。司法实践中往往是通过当事人的口供来获取了其他的证据，进而再回过头来与口供遥相呼应，即可在互相印证的范围内加以定案，对于超过印证范围而无法呼应的部分往往不再过多触及，因为此时超出的部分因无法印证而不能形成证据链。而在西方国家中主要奉行的是自由心证主义的证据制度，允许法官可以仅根据单一证据来认定整个案件事实。而我国这种唯印证是从的定案依据及观念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此种模式使得每一项证据所包含的事实信息足以得到其他证据的验证，尤其是当出现言词证据前后矛盾、高度不一致之时，印证规则可以依据该证据能否得到其他证据的印证来确定其证明力，有效保证了所获取的证据的真实可靠性，这对于减少冤假错案有着积极的深远意义。 　　当然，这种印证模式固然较大程度加强了法官的内心的确信程度，表面上看似乎无懈可击，实则不然。首先，鉴于印证范围往往要小于我们所能够收集到的全部证据所涵盖的范围，那么自然不可避免会有标的额上的差池，例如被害人主张自己被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