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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 　　从粮食安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或农业产业化）的角度，审视当前土地制度利弊，在能够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下，进行多重因素分析，探讨土地制度改革，寻求土地改革的线路和制度选择，进而提出公有化思路下的土地政策和“三农”问题解决之道。对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提供理论支持。 　　一、主要争论 　　当前对土地制度改革在共识的基础上，存在三大思路的分歧，主要源于以下问题： 　　粮食进口是否隐藏着无法克服的粮食安全危机，18亿亩红线是否应该坚持？土地自由流转和放开粮食价格能否消除土地缺口和粮食缺口？ 　　农地私有能否有效阻止农地强占问题？如果农地私有化和允许农地自由出售是否会导致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大批的贫民窟？ 　　当前大城市的市政建设能否应付土地快速集中引发的农民进城的热潮。小城镇化能否提供足够的就业，主要是工业岗位和缺乏工业基础下的第三产业岗位。这牵涉到不同的城市化路线和不同路线引起的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和权利分配的变化。 　　阻碍农民进城的主要障碍是户口制度、市政歧视，还是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资金和信用的缺乏？ 　　出身主义的“增人必增地，减人必减地”的土地分配制度在现行的农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土地制度下，必然导致土地碎片化和小农模式的固化。所以要么复兴农村集体经济，要么农地进一步半私有化和私有化。争论在于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是会动摇还是加强农业基础、农民的权益、党的执政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二、多重约束下的土地制度选择 　　改革土地制度，必须选择正确的农业发展思路，而正确的农业发展思路必须在众多共识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相关争议。可以想见，我国的土地制度选择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问题，不可能按照任何一种现有的经济学或政治学原理来解决，也更不是某个抽象的法律原则可以指导的。它已经成为关系我国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是一种多重约束下的制度选择和权利分配。按照重要性排序，这些主要约束是： 　　粮食安全，即必须保证我国有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能力和足够的粮食储备。毋庸多言，这永远是我国政府最大的政治。 　　遏制土地流失。因为土地流失具有不可逆的特性，它不仅是因为城市化征地（据统计城市征地只占农地减少的约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因为污染、过度开发引起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按照18亿亩的土地红线，我国可用的储备土地最多只有3千多万亩，而05年以来每年的新增土地需求高达1千多万亩，标志着这一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 　　农民的社会保障。因为农民是公认的弱势群体，社保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导致无法回避的流民问题。目前我国的城市社保都存在严重的压力，农民社保问题一旦出错，就将导致无法挽回的社会损失。 　　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将加深我国的二元经济格局，导致加速的人口、资金、土地、项目向城市的聚集，给城市就业和资源环境问题带来加倍的压力，进一步固化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将不得不依赖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向依赖型产业，产业升级将缺乏动力。 　　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一直以来，农民都是我国最大的群体，而且具有天生的保守主义倾向，维护农民权益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是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几乎唯一的手段。 　　振兴国内需求。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43期2014年第11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因为次贷危机的影响，海外市场将面临长期萎靡，而我国的工业化正处在关键时期，未来20多年，振兴国内需求将主要依赖农村需求和农村市场，这也是一个共识。 　　三、路线和制度选择 　　在多重约束和多重约束的轻重缓急的前提下，正确的发展思路是坚持公有化的思路。其原因如下： 　　从粮食安全上讲，国际公认：东亚小农模式的单位农地的粮食产出量最高。这一模式必须长期维持，把粮食安全寄托于海外市场的思路经不起实证和历史的分析，是拿人民的最高利益在赌博。 　　土地流失问题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特征。国际经验表明市场机制往往不能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考虑到问题的急迫性和我国市场发育的不完善，不能冒险把希望寄托在市场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上。 　　“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它的症结在于农民天然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上的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的根源不在于法律和政策的歧视，而是源于小农生产的分散和缺乏组织。正确的思路是在“大农业”的背景下加强农民的组织和动员。只有发展农业集体组织性质的农协和农社才是治本之道。 　　“工商资本下乡”和“土地私有化加土地出售”难以解决农民社保、农民增收的问题。原因还是在于农民的弱势地位：市场机制的背后是资本运营的逻辑，无论是土地入股还是土地出售，其结果都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