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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历史演变及其特点_000002 　　四、唐代儒学的三个趋向 　　唐代统治者沿袭汉代的经学笺注方式。唐太宗命孔颖达、颜师古等编纂《五经正义》，试图吸取正统经学和玄学，调和出一个兼容并包的理论来统一经义。但是经学笺注的方式是没有生命力的，且缺少理论的建树和创造。 　　唐代出现了所谓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有些思想家想重新恢复儒学的正宗地位，在反对佛、道的同时，或明或隐地吸取了佛学思辨哲学的若干方面，特别是佛学的思辨方法。在这方面，韩愈堪称代表，他一方面积极反佛，另一方面却又悄悄地受到佛学的影响。这个影响主要是在对于人的主体意识之分析。佛学中某些派别所强调的自我意识的作用，例如认为意识的对象只不过是对象化了的意识，而自我意识之建立给人以信念，以克服万难的勇猛精进的精神。韩愈儒学的“治心”论，无疑受到佛学和早期儒学中孟子的影响。他的治心论和佛、道的宗教观相一致，所不同的是他不但主张“治心”，而且要见乎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又受到佛教祖统说的影响并与之相抗衡。提出一个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于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并把自己说成是孔、孟心传的“道统”继承人。韩愈的儒学思想实际上是解决魏晋时期提出的封建主义名教礼法如何与个人的自觉性相协调。他的答案就是“治心”论与“道统”论；前者则诉诸于自我意识，后者则主张信仰主义。直接说就是：只要你内心认为封建名教礼法是神圣的